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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人亞在蕪湖的革命活動及所用化名考
發布處室:寧波史志網 ?發布日期:2018-12-07 ?來源: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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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人亞在蕪湖的革命活動及所用化名考

 

蕪湖市黨史和地方志辦公室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蕪湖是安徽省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素有“長江巨埠、皖之中堅”之稱。同時,自辛亥革命運動到大革命時期,蕪湖就是安徽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之地,革命運動的策源之地,有一大批著名革命人物曾在此活動。進入土地革命戰爭后,中共中央認為蕪湖是安徽“一個最重要的中心區域”。先后在蕪湖設立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一屆、二屆)、中共安徽省委等全省黨的領導機構及中共蕪湖特支、中共蕪湖市委、中共蕪湖(皖南)特委、中共蕪湖中心縣委、中共蕪湖臨時中心縣委等區域性黨的領導機構,蕪湖成為安徽革命運動的中心。1930年、1931年,張人亞兩次來到蕪湖,先后從事為中共中央籌措經費和擔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中共蕪湖臨時中心縣委書記的工作。這兩段經歷,是張人亞革命生涯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張人亞在極其嚴酷環境中和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努力為黨工作,展現了張人亞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品質。本文除了重點敘述張人亞在蕪湖從事革命活動經過,同時對張人亞在蕪湖期間是否使用其他化名的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一、張人亞第一次來蕪活動的經過

1929年7月,張人亞離開中共中央秘書處內部交通科主任的崗位,被中央派往外地,專門從事為中共中央籌集經費的工作。一開始張人亞是通過向進步人士和工人群眾開展募捐方式籌集經費的。這種方式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為中央解決了燃眉之急,但金額畢竟有限,也非長久之計。1930年,張人亞來到蕪湖,開辦了一所金鋪子(銀樓),將江西的贛西南蘇區、福建的閩西蘇區等革命根據地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或沒收繳獲的金銀,通過加工經營轉換成現洋和鈔票上交上海中央,為解決中共中央經費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張人亞當時到蕪湖開設的金鋪非常重要,應屬于黨中央的高度機密,所以知情人極少。從當時蕪湖地方黨組織的歷史文件來看,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蕪湖黨史部門在黨史資料征集過程中,對當時在蕪湖活動的中共黨員采訪調查中,也沒有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張人亞在蕪湖開設金鋪子,從事為黨中央籌集經費的活動是完全獨立的,和蕪湖地方黨組織無任何聯系。因此,目前能夠掌握張人亞在蕪湖開設金鋪子基本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僅見于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向忠發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后的口供。他在口供中交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黃金---筆者注),再由在蕪湖開發(開辦---筆者注)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后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六月由閩西南運來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〇年底,由贛西南運來兩千零七百兩。由這兩批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云負責交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這段口供文字不多,也不能反映張人亞在蕪湖開設金鋪的詳細情況,如店名、具體地點等,但還是透露出一些非常關鍵的信息,從而知道張人亞曾在蕪湖開設金鋪子,專門從事為蘇區向上海中央轉送經費的活動,同時,轉移的資金量也很大。通過其他資料作進一步分析,我們還可以更多地了解當時張人亞為什么到蕪湖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開設金鋪子,以及張人亞在蕪湖開展這項工作所經受的危險等情形。

蕪湖作為皖南的門戶,在明清時期隨著徽商的發展,工商業開始逐步興盛起來。到了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蕪湖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1882年蕪湖米市正式開市,帶動蕪湖商業進入鼎盛時期,沿青弋江到大江口建立的十里長街成為當時商業中心。雖歷經戰亂,到1949年4月蕪湖解放時的商業仍有82個行業,5427家商店(不包括小商鋪),計有店員數萬人。金鋪子在蕪湖屬銀樓業,蕪湖最早的銀樓開辦于1864年,是寧波人朱錦棠投資紋銀3000兩,在下長街開設的寶成銀樓。到民國初期,蕪湖的銀樓已有二三十家,其家數與當時的上海大致相當。其中有寧波人開設的老寶成、老慶寶、老同慶、老天寶、方九雫;江蘇人開設的老鳳祥、天寶成、新天寶、丹鳳、寶慶等,其中又以寧波人開辦的老寶成、老慶寶規模最大。蕪湖的銀樓基本分布在下長街、中長街和陡門巷一帶。因招徠顧客的需要,所有的銀樓店面都十分豪華氣派。當時蕪湖的黃金牌價根據上海黃金市場的價格來定(銀價隨金價變動),由銀樓同業公會議定公布統一執行。如金價發生變動,上海方面會立即電告蕪湖銀樓同業公會??谷諔馉幥暗囊粋€相當長的時期,金價是穩定的,基本上在一兩黃金可以換90元法幣或30塊銀元左右浮動。

浙江寧波人張人亞1913年就開始在上海老鳳祥銀樓當學徒,曾任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主任,一直到1922年10月離開。中共中央決定用開設金鋪子的辦法轉送蘇區交中央的財物,張人亞不僅熟悉這方面的業務,還有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脈,肯定是最佳的人選。為什么有文章反映張人亞從1929年7月就已經離開內部交通科主任的崗位,到1930年才到蕪湖正式開辦金鋪子呢?向忠發所說的“金鋪子”應該是口語中習慣稱呼,準確地叫法就是“銀樓”。向忠發在口供中提到 ,僅他經手的兩筆黃金就達2707兩,當時折換成法幣約24.36萬元或現洋約8.12萬元。如此大的黃金交易,不是一個小金鋪子的日常經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張人亞到蕪湖開辦的只能是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銀樓。如前文提及,開辦銀樓對場地條件、店容店貌都有一定要求,還要對如何接收蘇區的黃金,如何把銀元和鈔票安全地送到上海中央,都必須事先做到周密的計劃和安排。因此,蕪湖銀樓應正式開辦于1930年初這一段時間,張人亞作為銀樓老板開始長駐蕪湖。

為什么要把這么重要的“金鋪子”設在蕪湖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蕪湖城市不大,不太容易引起注意;同時蕪湖的銀樓業具有一定的規模,可以消化從蘇區送來的大量黃金;另外,寧波人在蕪湖銀樓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利于張人亞利用同鄉關系進入圈子,開展業務;還有就是蕪湖與上海之間水陸交通十分便利。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蕪湖商界和上海一直有很緊密的聯系,蕪湖商家所售的貨物,基本都是從上海進貨,蕪湖的許多商家都在上海設有行莊,把在上海購買的貨物暫囤起來,再運至蕪湖銷售,這就極大方便了張人亞把蘇區送來的財物再轉運至上海中央,盡可能地減少了風險。

雖然張人亞對在蕪湖開設銀樓做了深入細致的考察和準備,由于當時蕪湖正處在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生存環境是十分險惡的。自蕪湖成為安徽中共黨的領導機構所在地以后,中共黨組織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高度關注和警覺,軍、警、憲、特經常開展大規模的搜捕活動,不斷有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中共黨團員、進步人士甚至普通群眾被捕的事情時有發生。在1930年張人亞長住蕪之前,蕪湖黨組織遭到重大破壞的事件就有1928年1月發生的“一·二七”事件,1928年10月發生的“第二次蕪案”、任弼時在蕪湖南陵被捕事件,1929年5月發生的“《新蕪湖報》案”,1929年底發生的中共蕪湖特支被破壞事件等,許多黨的重要領導人被捕被殺。從向忠發的口供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張人亞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還是通過銀樓的運作,把蘇區送來的大筆黃金轉換成現洋和鈔票,再轉送上海中央,很好地完成了為中共中央籌集經費的任務。

1930年底至1931年初,中央調他重返上海,擔任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主任,張人亞結束第一次在蕪湖的革命活動。

二、張人亞在中共蕪湖中心縣委、臨時中心縣委時期

1931年6月,張人亞臨危受命,再次被中共中央派來蕪湖,擔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

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安徽省委和團省特委機關在蕪湖遭到破壞,省委書記王步文等省委重要領導人被捕。在這種情況下,原中共蕪湖市委書記、省委常委郭春華召集會議,組成代省委,在中央正式決定下達之前,保證省委機構的運轉。但是,由于安徽黨內一直存在的宗派主義的斗爭,導致的思想混亂和同志間互不信任,在這一特殊時期顯示出了極大地危害性。其中一部分原在省委各部門擔任中層領導的人,自行派出代表前往上海中央,狀告代省委已被改組派、取消派掌控。因此代省委遲遲得不到中央答復,于4月底自行結束。

1931年5月上旬,中央派鄧小平來蕪湖巡視黨務,解決安徽黨的領導機構問題。由于當時蕪湖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鄧小平無法正常開展活動,在蕪湖數日便返回了上海。在這幾天時間里,鄧小平會見一部分同志,召開了會議,成立了中共安徽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臨時工委”),作為安徽黨的正式領導機構成立前的過渡機構。同時,鄧小平要求省臨時工委,對被他們懷疑為改組派、取消派的同志,要做深刻的考察,可以暫時不同他們發生關系,但不要急于處理。

就在鄧小平剛剛離開蕪湖,省臨時工委就違背了鄧小平的指示,將一些安徽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進行處理,并以宗派主義的態度對待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一些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由于沒有能夠參加鄧小平召集的會議,不了解省臨時工委成立的真實情況,又自行成立了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的組織,與省臨時工委分庭抗禮,導致安徽黨內思想更加混亂,組織嚴重分裂。

為了解決安徽的問題,中央決定重建安徽黨的領導機構。1931年6月初,中央根據原安徽省委實際管轄的區域僅限安徽長江沿線及皖南地區34個縣(當時安徽全省共60個縣)的情況,決定不再恢復省委,成立中共蕪湖中心縣委,領導原省委轄區內的黨組織。中央同時決定,撤銷省臨時工委,解散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開除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幾個主要成員的黨籍。

中共蕪湖中心縣委由張人亞、劉靜波、謝節之、劉正、商惠來(商恩甫)5人組成,張人亞任書記。在張人亞的領導下,中共蕪湖中心縣委加強了對各地黨組織的指導,努力改變安徽黨內思想組織混亂的局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加強組織領導方面,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摸清了所轄各地黨組織的基本情況,當時中心縣委所轄的34個縣,黨組織比較健全的只有20個縣,其余14個縣基本沒有組織,個別縣或有很弱小的組織和個別黨員在活動,但與中心縣委已失去聯系。為了加強對各地黨組織的指導,中心縣委將組織較為健全、同上級機關有聯系的20個縣劃為蕪湖、安慶、屯溪、宣城4個巡視區,再派專人到各巡視區指導工作,同時將蕪湖城內的黨組織直屬中心縣委領導,并與從贛東北起義失敗后撤退到徽州山區成立黨組織的同志取得了聯系。

在開展武裝斗爭方面,蕪湖中心縣委成立后,立即派人去廣德縣指導皖南紅軍獨立團工作,并數次致信廣德縣委,對其工作提出批評和要求,并為廣德縣委制定了具體的工作綱領和計劃。后又派人到無為縣,指導當地紅軍游擊隊的建設和武裝斗爭。

為了發展工人運動,中心縣委恢復了與省委同時遭破壞的蕪湖工人聯合會,派中心縣委委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商惠來任工聯黨團書記,恢復了在蕪湖裕中紗廠、益新面粉廠和黃包車工人中的赤色工人小組。同時又派出專人到南陵縣、繁昌縣、潛山縣、宣城縣等地的礦山指導幫助當地的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

為了解決黨內糾紛并對黨員負責,中心縣委經調查核實,認為組織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不是反黨的行為,而是一些同志在安徽省委被破壞后,在不了解省臨時工委如何成立的情況下,為了繼續開展黨的工作成立的組織,決定重新恢復幾位被開除出黨同志的黨籍,并給他們分配了新的工作任務。

在蕪湖中心縣委剛剛打開工作局面的時候,都因遭遇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不利因素的阻擾,工作陷入極大的困境。

外部原因首先是國民黨加強了蕪湖的白色恐怖。1931年6月,蕪湖國民黨當局為了配合軍隊對蘇區的“圍剿”,由黨、政、軍、警聯合組成“剿共團”,進一步加緊了對蕪湖的控制,到處搜查和捉拿共產黨,導致中心縣委委員劉靜波、縣委秘書工作負責人李合臺被捕。再加上劉正被派往外地巡視,謝節之被中央調走,中心縣委只剩下張人亞、商惠來,無法維持正常工作。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1931年7月,江淮暴發大洪水,安徽60個縣全部遭受水災。蕪湖遭受的水災比其他地方更為嚴重,所有的圩口全部決毀,30余萬畝農田被淹,中心縣委失去了和外縣的聯系,蕪湖市區的黨組織和赤色工人組織也因為工廠停產歇業,無形消散。

內部因素主要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以后,冒險主義、關門主義和“唯成份論”等“左”傾錯誤進一步擴大化,使黨在國統區和革命根據地的工作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失,同樣也對蕪湖中心縣委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張人亞領導的蕪湖中心縣委還是盡可能的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開展工作,并要求下級黨組織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左”的問題。同時,中心縣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對防止“左”傾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最后成為中央決定改組蕪湖中心縣委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中央給中心縣委的活動經費不能按時撥付,使得中心縣委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如中心縣委的印刷機構因此不能設立,形成中央文件無法翻印下發各縣,各縣黨組織因此不能及時準確掌握中央指示精神的問題。蕪湖工人聯合會也因為沒有經費,無法開展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心縣委在如何處理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的問題上,遭到原省臨時工委的一批人強力反對。這些人聯名給中央寫信,矛頭直接中心縣委主要負責同志張人亞、商惠來和劉靜波,并鼓動各縣黨組織不接受中心縣委派去的曾參加皖南縣委書記聯席會議的同志,導致黨內的對抗與分裂。為此,中央派巡視員真(“真”為代號——筆者注)來蕪調查此事。中央巡視員真最后認可中心縣委的處理意見并上報中央,結果還是被中央否定。8月12日,中央在上海專門召開檢查蕪湖中心縣委工作的會議,會議形成了《中央對蕪湖工作的決議案》,不顧事實對蕪湖中心縣委的工作全盤否定,指責中心縣委“與國際路線中央采取了標本式的兩面派態度”。決定“改造中心縣委,引進斗爭的工農干部,來堅決執行黨的正確領導”。

會后,中央派巡視員陳文來蕪對中心縣委進行改組并指導工作。8月15日陳文到達蕪湖后,發現確實如中心縣委給中央報告的情況,大水淹沒了整個城市,連通行都成了問題,除了中心縣委機關本身,基層支部根本找不到人;由于缺少工作經費,中心縣委一些重要的工作機構不能建立;同時除了張人亞和商惠來有比較安全的住所外,其余工作人員都沒有安定的住所,使中心縣委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影響,決不是所謂的“怠工”。

隨后,陳文召集會議,宣布將蕪湖中心縣委改組為臨時中心縣委,張人亞和蕪湖工人聯合會主席管志民(管昌仲)為縣委委員,張人亞任書記。團臨時省委書記張宅中作為團的負責人參加臨時中心縣委的一切會議。

蕪湖臨時中心縣委成立后,要求除機關技術人員外,其余的人都要深入群眾,利用水災問題充分發動群眾,擴大黨的影響。張人亞和管志民也裝扮成小販到群眾中開展工作。同時對團臨時省委進行改組,加強了黨團之間的聯系。8月27日,臨時中心縣委公開發布了《中共蕪湖縣委為水災告民眾書》。九一八事件發生后,臨時中心又制訂了兩個月(9月底—11月底)工作計劃,決定對日軍占據滿洲事件立即發出宣言;加強公開活動,建立滿洲慘案后援會的群眾組織;開展創建基層支部工作,建立赤色工會小組、互濟會、婦女等群眾組織;建立與宣城、廣德、無為、繁昌、桐城等縣的經常聯系,幫助繁昌和宣城開展礦工工作;提拔工農積極分子加入臨時中心縣委工作。

由于水災的影響,臨時中心縣委的工作推進還是十分困難。隨著大水退卻,道路通暢,臨時中心縣委加緊了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并派人到徽州的休寧、祁門、歙縣、黟縣、太平及涇縣、石臺、秋浦等縣,將當地零散的基層支部和黨小組建成組織系統,于1931年11月成立中共徽州工作委員會,為黨在皖南的發展和創建蘇維埃政權打下了基礎。

1931年底,張人亞奉命離開蕪湖,從上海轉赴江西蘇區,結束了他在蕪湖的革命活動。

三、張人亞在蕪湖是否使用其他化名

張人亞原名守和,字靜泉。據《張人亞傳》考證,張人亞在讀書至上海銀樓工作期間,名字用的都是張靜泉。張人亞是他參加革命組織時自己改的,但起先在金銀業工人運動中仍用張靜泉這個名字,正式使用“張人亞”是在1924年成立浙江旅滬工會時,以后在工人運動中他就完全使用張人亞這個名字了。他還使用過其他化名,最多見的是“白青水”;其次是“張信泉”;還有“引川”、“夢亞”等。1932年12月23日張人亞因公殉職后,1933年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專門發表了悼念他的文章,標題是《追悼張人亞同志》,說明張人亞到中央蘇區后,使用的仍然是“張人亞”這個名字。那么,“張人亞”也是他在蕪湖使用的化名嗎?

我們研究張人亞在蕪湖活動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張人亞”這個名字從來沒有完整地出現在同一份原始文獻中,從中心縣委到臨時中心縣委的文件里提到的縣委主要負責人,稱為“張同志”、“張書記”或“老張”,而中央視巡員陳文給中央的報告中,則始終稱為“人亞”。一個是有姓無名,一個是有名無姓,可是合起來看肯定是張人亞無疑。

但是,確定“張人亞”就是他在蕪湖公開使用的化名,卻存在兩個很難解釋的問題。

一是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后,供出張人亞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情況。國民黨特務機關已準確掌握張人亞的姓名和曾在蕪湖的活動情況,一定會通知蕪湖國民黨警察特務機關對張人亞進行抓捕,為什么張人亞幾乎是在向忠發供出他的同一時間重返回蕪,并在蕪活動了近半年時間卻安然無恙呢?

二是1986年12月,當時的中共蕪湖市委黨史辦公室曾派專人到九江市找到原蕪湖中心縣委委員商惠來征集資料。在問到他是否了解張人亞時,商惠來卻答復不了解張人亞這個人。據當時中心縣委留下的文件來看,商惠來是中心縣委的主要成員之一,和張人亞工作關系十分密切,這又是什么情況呢?

近日筆者在蕪湖黨史和地方志辦公室資料室中找到另一位當事人回憶材料,終于有了可以解開以上疑問的一把鑰匙。這份材料是1984年11月28日中共蕪湖市委黨史辦公室工作人員訪問張宅中的記錄。在蕪湖中心縣委、臨時中心縣委時期張宅中一直在蕪湖,開始擔任團省臨委書記,臨時中心縣委對團組織改組后,張宅中任團蕪湖中心縣委書記,并按照陳文的要求,以團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參加臨時中心縣委的每一次會議,所以同張人亞是非常熟悉的。據這份訪問記錄中張宅中的回憶:“蕪湖中心縣委書記張執一”。由于20世紀80年代初,黨史研究工作剛處于資料征集的起步階段,在征集資料的過程中缺乏對地方黨史系統深入的研究,所以在采訪過程中基本依靠當事人自己的回憶,許多問題在采訪者沒有深究下,當事人也只是點到為止。當時這些老同志年事已高,等后來發現問題再想深入了解時,這些老同志已經辭世,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商惠來、張宅中的訪問記錄中都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張執一”就應該是張人亞在蕪湖使用的化名,這樣就完全可以解釋為什么國民黨在蕪湖抓不到“張人亞”,商惠來為什么不了解“張人亞”的問題了。至于陳文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張人亞的時候都是“人亞”而不是“執一”,這是因為張人亞曾擔任中央秘書處內部交通科主任,他當時用的姓名就是“張人亞”,應該和同在中央工作的陳文很熟悉。陳文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就仍稱呼他為“人亞”,既是一種習慣,也反映出他們之間熟悉甚至有點親切的關系。

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疑問,就是1930年張人亞在蕪湖經營銀樓期間,用的是“張人亞”還是“張執一”的化名呢?據筆者分析應該還是“張執一”。因為張人亞如果在經營銀樓期間使用的是“張人亞”的化名,從他當時在蕪湖有一年左右的時間,身份又是一間頗有規模的銀樓老板,而蕪湖當時僅是一座十余萬人口的縣城,認識他的人應該不少,特別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熟悉他的應該更多,都會知道他是“張人亞”,即使他第二次來蕪才化名“張執一”,仍然是很容易被認出并遭到逮捕。因此可以確定,“張執一”就是張人亞兩次來蕪從事革命活動期間使用的化名。

 

(執筆: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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