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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張人亞同志誕辰120周年  
“一個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 ——中共黨史人物張人亞
發布處室:寧波史志網 ?發布日期:2018-12-07 ?來源: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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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

——中共黨史人物張人亞

(中共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 張水利)

 

1951年的《解放日報》,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尋人啟事》:“張靜泉(人亞)一九三二年后無音訊,見報速來信,知者請告。”

這是經歷戰亂后一位父親對離散親人的苦苦尋覓。20多年前,他的兒子張靜泉從上海悄悄回到老家,叮嚀再三,交托了一個大包裹。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見。幾天后,父親對外佯稱“不肖二兒子靜泉長期在外毫無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隨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個空棺,埋進一個包裹。老人家從此一人獨守著秘密。

眼看寧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兒子卻依然杳無音訊?!秾と藛⑹隆返橇藬翟?,無果。這才打開空棺,取出包裹······

星轉斗移,滄海桑田。轉眼之間,時光已來到2017年。10月31日上午,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專程來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

在這里,一本看似普通的《共產黨宣言》,吸引住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目光。

這本《共產黨宣言》,正是那位老人從那個衣冠冢中拿出來的珍貴革命文獻之一!

習近平:很珍貴,那你說的那個人呢?()后來怎么樣?

歷史與現實在這一刻產生了美妙交匯······

習近平曾一再告誡全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

唯有不忘過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對于一個人是這樣,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更是如此。

 

一、在故鄉:砸掉菩薩,刻苦求學

張人亞,1898年5月18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閏三月廿八)出生于浙江省寧波府鎮??h霞浦鎮張家祠堂后面的一個宅院內(今寧波市北侖區霞浦街道霞南東路19號)。這個大宅院內住著好多人家,包括張人亞的親伯父和叔父兩家,還有堂房叔伯家,總共大約有六七戶人家。

霞浦鎮古屬鄞縣,宋熙寧十年(1077)劃歸定??h(鎮??h)。霞浦古稱“下浦張”,相傳南宋名將張千忠嫡孫到該地定居,因張姓家屋外有“浦”,故稱下浦張,后人雅稱霞浦張。民國16年(1927)建霞浦張鎮,簡稱霞浦,25年置霞浦鎮和九峰、下洋2鄉。1956年5月合并霞浦鄉,1988年8月撤鄉建鎮,2003年8月撤鎮建街道。

北侖區為原鎮??h甬江以南地區。1984年,劃鎮??h城關鎮、新碶鄉和小港、臨江、灣塘、莊市、高塘鄉的部分村新建寧波市濱海區。1985年,撤銷鎮??h建制,濱海區擴大并調整屬地,甬江以南為濱海區,甬江以北為鎮海區。1987年,濱海區更名為北侖區。北侖區雖是新建區,但是當地文化底蘊深厚,歷史悠久。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創九峰養正學堂,次年續辦霞浦學堂,民國14年(1925年)建設新校舍,更名為霞浦國民小學。

張人亞的父親名叫張爵謙,生于1869年,略識字;母親胡少林,與父同歲,文盲。他們育有四子三女,即:老大張靜(生于1895年),老二張瑞云(夭折,生年約在1896或1897年),老三張靜泉(即張人亞),老四張靜茂(生于1901年),老五張瑞春(生于1903年),老六張瑞仙(生于1911年),老七張靜渠(生于1914年)。不過按中國農村風俗,一般男孩子才“排行”。因此,張家的男性排名是:張靜葊、張靜泉、張靜茂、張靜渠。張人亞在家中排行老二,與他關系最近也與他革命生涯關系最親密的是三弟張靜茂(張人亞稱之為“大弟”)。

張爵謙按族內排行的“和”字輩為張人亞取名為守和,字靜泉。在讀書和在上海銀樓里工作期間,名字都是用“張靜泉”。“張人亞”是他參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還曾用“白青水”、“張信泉”、“引川”、“夢亞”等化名。其中,“白青水” 是把“泉”字上下拆開變成“白”和“水”,中間夾一個“靜”字的部首“青”字拼合而成;“張信泉”,寧波話“信”同“靜”是諧音;“引川”是寧波話“靜泉”兩字的諧音;“亞”與寧波話“霞”字同音,“夢亞”則寄托著他對家鄉“霞浦”的深深思念。而“張人亞”,也用了寧波話的諧音。他曾是銀飾品制作工人,寧波人稱這個職業為“銀匠師傅”。寧波話里“人”和“銀”是同音,都讀成“寧”。“亞”與“匠”在寧波話里音也非常接近。因此 “張人亞”用寧波話讀起來聲音很像“張銀匠”。這些充分說明了張人亞的家國情懷和聰明才智。

張人亞在1924年曾手書過個人家庭情況匯報,他說:“我的家庭是半無產的,父親是一個小農人。”在《調查表》中關于父親“財產及收入”一欄中寫有“有三個□小房子二三畝地”字樣。他的父親主要靠輪種族中幾畝祭田和兼做廚師,維持八九個人的生計,生活不免拮據。他的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比較開明,秉承耕讀傳家的傳統理念,依然設法讓子女上學。其中,張靜葊上過三年私塾,張靜茂、張靜渠分別上過五六年和四五年小學;甚至連張人亞的兩個妹妹也都分別上過三年和三四年的小學。

關于張人亞受過的教育情況,他曾在一封信中說自己在鄉間小學讀過五年書,在留蘇期間寫的個人材料中也寫道: “我在小學校里讀過五年書”,在《調查表·教育程度·入學年份》中,起始教育寫的是1908年,“終了教育”是1913年,剛好是5年。由此可見,張人亞受過5年的學校教育,文化程度為“高小”。關于這幾年的學校教育,大致情況是:1908年,張人亞10歲,進入霞浦鎮的一家私立小學讀書,1910年,未完成學業即退學;1911年,張人亞13歲,進入公立的霞浦小學讀書,1913年完成學業后畢業;1913年,張人亞15歲,進入鎮??h立中學(今鎮海中學)求學,一年后,中途輟學,離開學校。

至于張人亞10歲之前受過的教育,現有材料不多。我們主要根據張人亞后人撰寫的《張人亞傳》,敘述如下:

大約在張人亞八歲時,張人亞進入其堂兄張晚荷于1906年主持和執教,開設在張家祠堂內的霞浦學堂就讀。這是一所新學,只有二十多個學生。

張晚荷族名萬和,學名晚荷,字兆泰、樵齋。他雖與張人亞同輩,卻與張爵謙同齡。他同張人亞一家一同住在大宅院內。他雖是晚清秀才,卻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成立后,他曾任鎮??h參議會副會長和鎮??h政府教育委員。他在族學里向學生灌輸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遭到族中清朝遺老遺少的反對和抵制,教學設備常被破壞。但張晚荷不為所懼,把教室搬到自己家中堅持授課,還請了一位早年留學日本的晚清舉人張丙旭當體育教師,在門前曬谷場上教學生操練。八九歲的張人亞逐漸開蒙,反帝反封建的種子在心底慢慢萌發,他曾邀集同學搗毀了涼亭廟里的一座泥菩薩,引起鄉村鄰舍的注意。這說明張人亞從小就具有一定的領導才能和反抗意識。

1913年,張晚荷見曾經的弟子兼堂弟的張人亞品學兼優,“孺子可教”,于是勸說張爵謙讓二兒子去當年剛成立的鎮??h立中學深造。當時,霞浦一帶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般的農民只關心莊稼的收成如何,普遍認為讀書毫無用處。但張爵謙咬咬牙,硬是想方設法送張人亞上了這所日后著名的中學,把興旺家業的希望放到了他的身上。

兄弟姐妹七人,張人亞是唯一上過中學(盡管只有一年)的人。

在鎮海中學編輯的《雄鎮學府百年校史紀實》這本書里,其中有一個單獨的章節,來紀念“首屆學子張靜泉”,對張人亞在投身革命前的生平有較為詳實的描述。書中提到,張人亞小學畢業時正好趕上縣中創辦。張父深明大義,他 “緊縮家用,送子進城”。作為鎮海中學首屆學子,張人亞“品學兼優,成為一家的驕傲”。作為農家子弟,中學時代的張人亞深知家里的艱難,“從來貧苦出偉男”,他刻苦求學,認真鉆研,加上天資聰慧,終于成為老師和家人心中的驕傲。

但是,面對家中日益增長的吃口和日漸蒼老的父母雙親,以及官府不斷伸手催要的苛捐雜稅,1914年,尚未成人的16歲的張人亞決心為家分憂,他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輟學,到外面“討生活”。

到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去,成為張人亞的重要選擇。

 

二、在上海:領導罷工,秘密工作

1914年,張人亞來到上海,開始了他的工作和革命生涯。實際上,直到1929年,大約15年的光陰,除過赴蘇留學短暫的半年多,張人亞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上海度過的。

自上海開埠以來,寧波人素有到上海打拼的傳統習慣。這時,張人亞的堂弟張靜樂是上海老寶盛恒記銀樓的股東。經他介紹并擔保,16歲的張人亞來到上海南京路上的老鳳祥裕記銀樓(今南京東路432號老風祥銀樓總店)當學徒工。

上海金銀業起步很早,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上海第一家銀樓開辦距今220多年,上海銀樓的股東,老板大多數來自寧波、蘇州和上海本地。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有大大小小的銀樓共計34家,從業工人達2000多人。金銀業是以加工制造金銀首飾為主的傳統手工行業,工人受到雇主的剝削,待遇很差,生活貧苦不堪。一個工人每月收入多的有七八元,少的只有二三元,一般是四五元。工人為了維持生活,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學徒名義上是五年出徒,實際上還要再勞動一年后,才能升級正式工人。而雇主(資本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組織了銀樓公所。銀樓公所分為:大同行、新同行,大同行有銀樓18家,新同行有銀樓16家。

張人亞是個言語不多,踏實肯干的人。據《雄鎮學府百年校史紀實·首屆學子張靜泉》介紹,張人亞是抱著掙錢回報父母”的愿望到上海一家銀樓做首飾工人。頭幾年,他身居鬧市,心在工場,虛心向師傅學習制作技術,而且還運用中學時學到的知識,改進工藝,讓自己制成的首飾更加精巧、亮麗,受到師傅的好評。”看來,在剛到上海之時,張人亞對自己未來的設想是學一門手藝養家糊口。如果不是后來參加革命,他或許能成為上海有名的首飾師傅。

1918年農歷2月,張人亞的父親有感于“余俱年近五十,念經濟困難,家事紛繁,內外家政難以主持,固想樹大分枝,源大分流事有也”,于是請來兄弟四個的伯父張悅謙,作為見證人,進行分家。張人亞分得若干房產。這時,他尚未婚娶。但這年,20歲的張人亞同顧玉娥結婚。妻子與他同歲,也是1898年生人,粗略識字。但不幸的是,1924年,因病去世,享年27歲。他們沒有留下孩子。從此以后,張人亞就孤身一人長住上海,不?;丶?。

這段時期的張人亞,一直在銀樓里默默地做著學徒工。甚至到1921年,他仍然連續做了“八年”的學徒工??梢哉f,1914年至1918年的張人亞是孤獨而煩悶的。一方面,是經濟的巨大壓力。1914年,學徒第一年,他還要向家里伸手要錢;1915年以后,雖然“生活費”已能夠“自給”,但畢竟學徒的工資很低,養活一個人尚且不易,況且還要資助父母,后來還要養活妻子呢。但更重要的是,他切實感到了“中國工商界的黑暗”,作為具有較高文化的工人張人亞,他始終沒有放棄執著追求讀書、改變自己和社會的理想——但他始終找不到出路!

張人亞的苦悶,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苦悶。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起了先鋒的作用,工人階級的投入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六三以后,上海工人階級發揮了主要作用,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集聚地。外國列強從入侵中國時起,就培植起了他們的對立面——工人階級,而上海成為他們最早雇傭中國工人的城市之一。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官僚在上海辦起了軍事工業,19世紀80年代又以官辦和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等不同形式開辦工廠,1894年,上海已有產業工人36220人,占當年全國工人總數的47%左右。按規模而言,上海500人以上工廠的工人,在1895年為23700人,占當年全國500人以上工廠工人數的56.56%,為全國之冠。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工廠又有所增加,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暫時減少了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中國民族工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0年,上海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男女工人,大約有30萬人,是全國各地工人人數最多的城市。工人階級在全國而言,只占人口的極小比例,不到5‰。但就上海來說,根據中國郵政總局統計的總人口為153.8萬人,上海工人階級約占人口總數的20%。上海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

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在斗爭實踐中,逐步產生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努力地學習與掌握馬克思主義,到工人群眾中去了解工人階級的狀況,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去同工人肩并肩地進行戰斗。當時,上海開始興起了各類馬路夜校,一些進步青年利用夜晚業余時間義務在馬路邊教授群眾文化知識。

感受到沉重經濟壓力和精神苦悶以及正在尋找出路的張人亞不能不受到社會潮流的吸引。

 

劍云先生:

現在普及教育青年的聲浪,一天高一天,各馬路的義務夜校,差不多都有了,稍微有志氣的學徒,都已進去讀書了。

我是南京路一家銀樓里的工人,從前我雖在鄉間小學讀過五年書,在十六歲那年到上海來,就進入銀樓工場里做學徒,到現在已有八年了。中國工商界的黑暗,是人們所曉得的,也不用我來講了。我前五年之功,被后八年消滅完了,現在差不多和沒有讀書過一樣了。什么畫報都看不懂,你想難過不難過?我現在情愿我這念幾歲的一個人,和小孩子一樣上學去,過去的雖然糟蹋了,未來的或者還好補救一點。但是也有些不便當。因為入學去總要一個人介紹,要給店里的先生們知道,一定要希奇起來,或者就會阻止了,所以我總沒有機會。

周先生呀!我是不認得你的,我不過在去年出版底《藥風日刊》里見過你的文章,想你對于社會,是很肯努力的,我很想受教;但是我的環境始終沒有機會給我。我前月到工商友誼會去,聽說山山路的義務夜校,也許友誼會會友享受。我曉得你對于這個學校是非常的盡力,所以我今天寫信來要求。不過我的程度是很低的,我前面也說過。我對你說句實話,我寫這封信的“字”,是從我所有的書報里······

 

這是1921年,張人亞以“張靜泉”的原名寫給《解放畫報》創刊人周劍云的,標題是《工人失學的痛苦》。從中我們可以獲取諸多信息: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后,大力宣傳革命,推動普及教育青年運動,這讓張人亞很是激動;在8年學徒生涯中,目睹了中外反動勢力是如何欺壓中國人民,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的;他想以上海工商友誼會會友的身份,進入山山路的義務夜校讀書,要請周劍云幫忙等。

事實上,1920年11月,要求進步的張人亞進入了當時的社會團體組織——上海工商友誼會,直至1922年6月完全斷絕關系。在工商友誼會,他實際上跟黨的先進分子接觸。張人亞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看清楚了,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此后,大概是在周劍云的推薦下,張人亞來到上海山山路的義務夜校,開始如饑似渴地讀書,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畢竟底子厚,張人亞很快就超越了他的“五年之功”,加上“后八年”的感同身受,他基本完成了由“學生”到“先生”的轉變。但他仍不滿足,分外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依舊去各馬路夜校孜孜不倦地學習,認真閱讀《勞動界》等刊物和許多革命書籍,如人民出版社的《共產黨宣言》、中華書局的《唯物史觀解釋》等。1921年,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在她的誕生地——上海,中國共產黨力推的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相互結合的革命理念,就有了一個有文化的工人與馬克思主義相互結合的鮮明例證——張人亞已從苦悶的工人開始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迅速轉變。他開始參加一個“由七八人組織一個小團體,曾辦過四五星期露天學校(每星期舉行三次或二次),試行循環自修(每星期作一二次文章循環批改)”,并且“參加各種群眾會”。

黨的一大后,上海的共產黨員已有十余人,按照黨綱是應該立即建立上海的地方組織。但是,上海黨的各項工作,有中央局在抓,上海的黨員骨干大多參加全國性組織的工作,比如一部分去籌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一部分在中央的刊物負責編輯工作。黨員骨干的流動性大,有的被派到外地或出國,有的新從外地到上海負責重要工作,因此,建立上海地方組織的工作拖延下來了。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研究了黨的組織狀況,并從籌備黨的二大來考慮,認為上海的地方組織必須建立起來。1921年年底,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上海的地方組織——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簡稱中共上海地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上海的群眾斗爭和群眾工作,都由中央直接決策,所以中共中央局指示,中共上海地委的首要任務是黨的建設,發展黨的組織。在初建中共上海地委時,按規定應設3人以上的委員會,因上海情況特殊,僅設書記一人,負責管理黨務。第一任書記由陳望道擔任。

中共上海地委成立時,協同在上海的各個組織,做了一件擴大影響,宣傳群眾的舉動:大規模散發《太平歌》賀年片,向上海工人和廣大市民宣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有組織地進行活動。

1922年1月28日(農歷正月初一),許多市民在鬧市區和工人集中區拿到一張有人分發的別開生面的賀年片,正面印著“恭賀新年”四個大字,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

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

誰也曉得:推翻財主天下悅。

誰也曉得:不做工的不該吃。

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這才是共產社會太平國。

工人拿到賀年片都非常感動。他們說:“上海灘上有人關心工人了!”這張賀年片實際上是革命傳單。上海黨組織印制了6萬多張這種特殊的賀年片,陳望道、沈雁冰、李漢俊、李達等帶頭,發動全部黨團員和朝鮮青年團員100多人和工人50多人上午在各處分頭散發。下午則在熱鬧的“新世界”等游樂場,分發抨擊國際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傳單2萬張。巡捕房知道后失色驚呼道:“不得了,洪水猛獸的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

張人亞超出一般工人群眾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早就引起了革命組織的注意。這次上海地委的春節大宣傳,加上之前的深入了解,讓張人亞也終于認識到:需要加入這樣的組織。1922年4月,即將年滿24周歲的張人亞光榮地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從此開始了以社會職業為掩護的革命生涯。

5月,首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領導成員有三人:地委書記由團中央書記施存統兼任,秘書袁孟冰,委員為張人亞,參加團的領導活動。萬事開頭難。黨分配給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援助浦東紡織工會罷工進行兩天募捐。但由于斗爭經驗還不足,6月初,募捐的第一天,他就被巡捕逮捕。張人亞在警署獄中經受住了數次嚴刑拷打,一再聲稱自己是“無辜的”,是被“冤枉”的。警察無法,也找不到其他證據,只好第二天就把他放了。

按:浦東日華紗廠是日商在上海經營的一家大紗廠,分一二兩廠,共有工人3800余名。該廠工人的工資要比其他紗廠低三成。工人還要受到存工制的剝削,工人若中途離開日華紗廠工就被沒收。個人的生活尚且難以維持,更不能養家活口,工人常常餓著肚子上工。不少工人被迫放棄存工,紛紛離開日華紗廠前往大中華、恒豐等紗廠做工。要求增加工資已成為該廠工人的普遍要求。從廠方來說,當時市場上紗正短缺,紗價累漲。日華紗廠生產的丹鳳牌紗漲得更高,廠中儲貨將盡,廠方正欲加強生產,榨取更大利潤。于是,浦東紡織工會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決定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動工人進行罷工。從1922年4月17日到6月5日工人全部復工結束,總共進行了三次大罷工。在日華紗廠為期16天的第三次工人大罷工期間,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曾于5月24日發表《請求全國各界和各團體援助上海浦東紡織工人書》,指出:全國工人所受的痛苦,都和日華紗廠3000多工人一樣,號召大家“密切的聯系起來,互相幫助,以與資本家作斗爭”。為從實際上支持工人大罷工,維持數千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除了自己捐款捐物外,還組織青年團員走上街頭,進行募捐。張人亞正是在為浦東紡織工會組織的浦東日華紗廠大罷工募捐時被捕,入獄一天。因此,他曾寫道:“第一件工作,就是援助浦東紡織工會罷工募二天捐(第二天被捕)。” “六月為浦東紡織工會罷工募捐時被捕,在巡捕房被禁一天。”

張人亞在斗爭實踐中不斷地成熟了起來,領導能力也逐漸得到鍛煉。

這一時期,張人亞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但他過得很充實。他最初的革命活動是利用在金銀業的工作關系和社會關系,主持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進而領導上海金銀業的罷工斗爭。

1922年9月16日,在黨的領導下,“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在上海迎薰路中華職業學校附設之職工教育館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1600余人,張人亞任俱樂部主任。

金銀業是中國最古老的手工業之一。20年代初,上海金銀業工人的待遇和處境比產業工人更差。他們的工資最高的每月僅七八元,一般的四五元,最少的只有二元左右。這是10年前的工價,以后一直沒有加過。這一工資水平比紗廠工人低得多。工作時間特別長。他們每日靠9小時規定工作時間的工資收入,是無法維持生活的。所以,只好每天再作8小時夜工,一天工作時間長達17小時。銀樓資本家還采用包工制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金銀業工人早有要求改變自己痛苦的處境。

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成立后,代表全體工人于10月6日向銀樓公所(資本家的組織)提出了五項要求:1.增加薪資。2.學徒年限為三年。3.星期日休息。4.廢除包工制。5.改良待遇。銀樓資本家不但不予理睬,反而乘中秋節期,斷然將張人亞等三名金銀業俱樂部執行委員開除。工人立即加提了兩條:1.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全體工人之權。2.將開除的三名委員復職。連前提的總共七條,要各店主一律承認,限24小時內答復。資本家置之不理。工人遂于10月7日舉行罷工,發表了罷工宣言。宣言揭露了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指出罷工是被逼迫的,俱樂部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必須誓死捍衛。并正式提出了九項條件,除了已經提的七條,又加了兩條:1.罷工期間不得扣除工資。2.開除新鳳祥德記銀樓壓迫工人的工頭陸志香。

資本家立即進行反撲。罷工第二天,大同行銀樓公所便在報上向工人發出通告,說俱樂部是罷工機關,是別有用心的人在煽動。又說同盟罷工是觸犯刑章的。工人有什么要求,可派代表直接找銀樓公所董事部商談解決。對工人進行恫嚇誘騙,企圖破壞工人團體。工人團結一致,無所畏懼,并發表通告,駁斥了資本家的無恥讕言。之后,加入俱樂部的工人越來越多,罷工也不斷擴大。12日,祥和、九鳳、永利、萬興等十余家銀樓及銀作工人相繼加入罷工。17日,又有專做洋金之姜發記、美和、美華利等數家加入罷工。

罷工第5日,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方椒伯出面調停,向雙方斡旋。大同行方面特聘姜步七為交際代表。此人態度蠻橫,聲稱對承認俱樂部這一條,沒有討論余地,惟增加工資可以磋商。針尖對麥芒,工人方面提出:如各店主不承認俱樂部,可不必磋議其他條件。新同行方面也于10月5日與工人代表談判,同樣堅持不愿承認俱樂部,只同意增加工資四成。談判沒結果。南京路商界聯合會中止調停。

激烈的斗爭在繼續著。10月16日,大同行第二次在報上向工人發出通告,片面決定罷工期內工資照給,限3日內上工,如不上工,亦不派代表去磋商,則依法解約。工人非常氣憤,紛紛向資本家提出質問。并鄭重聲明: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是全體工人之代表,不與俱樂部簽訂協議,堅決不上工。表示與其受壓迫而死,毋寧奮斗而死。為對付資本家破壞罷工,俱樂部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每家銀樓作坊推派代表兩人,與俱樂部辦事人員保持密切聯系;選派糾察維持作坊內的秩序;強調罷工要守紀律,若店主強迫工人上工,以和平方式抵制,堅決不上工。四川路復成銀樓,單獨承認了工人的條件,俱樂部區別對待,即通知該銀樓工人先行復工。

罷工得到南京、南通、蘇州、無錫、漢口、揚州、杭州、紹興、鎮江等地以及廣東同業工人的支援,他們紛紛來函來電,鼓勵罷工工人堅持到底,并愿給予經濟援助。

資本家步步進逼。10月18日,費文元、老鳳祥等數家銀樓勾結中西包探,強令工人上工。工人態度堅決,相率把行李搬出店堂。資本家便停止向工人提供膳宿。新同行銀樓也片面決定加資四成,限工人于20日一律上工。20日上午,俱樂部聞訊,即派出20余工人至北浙江路慶華銀樓勸阻工人上工,守衛在該銀樓的印度巡捕亂捕工人。工人忍無可忍,即擁進慶華銀樓,將門窗桌凳杯盤搗毀。捕房出動大批探捕鎮壓,工人當場被打傷六七人,被狼犬咬傷三四人,被捕22人。22日,又拘捕工人2名。25日,在老北門穿心街合作銀樓內將工人代表吳忠法捕去。前后被捕工人25人,一并解往公共租界匯司捕房拘押。淞滬警察廳以私設“秘密機關”、“要挾罷工”的罪名,于25日將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取締,并下令通緝俱樂部執行委員張人亞、莊向初。瘋狂的鎮壓,給罷工帶來了很大的困難。11月1日,在寧波同鄉會理事長李徵五和方椒伯的重新調停下,張人亞等6位工人代表與資本家代表雙方展開談判,并于2日,雙方簽訂了協議七條。工人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一些利益。如罷工期內工資照給,大同行工人工資4元以上加二成半,4元以下加四成。新同行一律加四成。日間包工制也被廢除。11月4日,工人全體復工,標志著罷工結束。

上海金銀業大罷工發動了上海所有銀樓共2000多名工人參加,前后持續28天(也有說29天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城市舉行的持續時間最長的工人大罷工。雖然遭到了國民黨反動軍警的瘋狂鎮壓,未取得完全勝利,但已經使工人群眾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許多改善,也迫使資本家同意罷工期間的工資照發,從經濟方面而言是一次勝利的罷工。不過,斗爭的最主要目標——承認俱樂部沒有達到;被開除的俱樂部3名執行委員也沒有復職;工人還被迫向慶華銀樓點燭賠罪。就政治上而言,這次罷工是失敗的。正因為如此,作為大罷工總指揮的張人亞說這次罷工:“得半勝利”。

1922年11月,上海金銀業工人罷工結束后,張人亞遭資本家清算,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被反動當局正式取締,迫于壓力,張人亞在銀樓的老板也辭退了他。張人亞沒有絲毫氣餒,在他及其他幾個人的努力下,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改名為上海金銀業互助會,繼續開展活動。黨組織時刻關心著張人亞,罷工結束不久,張人亞被上海黨組織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在工人合作組織——同孚消費合作社工作。

上海金銀業工人大罷工,張人亞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這年的11月,也即1922年11月,在他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7個月后,24歲的張人亞,迎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其中神圣的一員!也許在那一刻,他立下了決心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志愿獻身革命的理想。這正如他說的那樣:“我雖是帶小資產階級性的手工業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夠使我忠于無產階級。自己既已□(按意思推測,或是‘愿’字,但不敢確定——編者注)無產階級中之一員,自然總想將無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指導無產階級行動的頭腦弄健全起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頭腦,過去的事實已告訴我了,所以我加入共產黨并不是偶然的事。”

關于張人亞的入黨具體時間,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1922年一二月間;一是1922年11月間。我們認為,第二種說法可信。主要原因是:1.第一種說法的源頭在于《紅色中華》第46期第3版刊登的《追悼張人亞同志》“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青年團,隨后即加入共產黨。”于是,有研究者就根據“隨后”二字和其他旁證材料,推論出張人亞在1922年一二月入黨。但是,我們看《調查表》,其中“何時加入(共產黨)”欄,張人亞用很工整的筆跡寫著:“C.P.1922.11”;在后面的“黨籍”一欄里,明明白白地寫著:“1922年11月”字樣;在另一份材料里,他寫道:“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S.Y.······后在工會繼續維持,十一月加入C.P.”;并回答了“為什么加入共產黨及加入后服務的經過”,說:“我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了S.Y.”,既然是1922年4月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那么根本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加入了共產黨。從張人亞的幾份手書第一手材料來看,關于他入黨的時間都是一致的,即:1922年11月。有些書籍和報刊說張人亞是1922年一二月入的黨,是錯誤的。此外,由此推斷他是寧波最早的共產黨員,也是不對的:張人亞是在上海入的黨;“最早的”也缺乏充足證據。比較準確的表達是:張人亞是寧波籍最早的工人共產黨員之一。

至于張人亞的入黨介紹人是誰?目前還未發現第一手資料。但我們認為,最有可能的是俞秀松。原因是:1.1920年,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誕生。陳獨秀派俞秀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書記。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目的是“實行社會改造和宣傳主義”,把那些要求進步、尋找出路的青年,團結在青年團的周圍。青年團成立后,俞秀松等人積極發展黨員,對團員和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當時,張人亞正在上海,他也在迫切“要求進步”,苦苦地“尋找出路”。2.俞秀松和張人亞是老鄉。俞秀松是杭州人,張人亞是寧波人。輔德里的這幢房子,可以說既是學校,又是黨設立的機關,幾乎所有在上海的同志,每星期都到那里去開會或者交談。1982年,許德良發表在《上海黨史資料通訊》上的文章《關于早期上海地方黨內部的一些情況》中介紹當時在滬的共青團云和共產黨員每星期都到平民女校去開會或交談。說:當時黨、團員人數不多,全體會還不滿這一教室……后廂房住著沈澤民、俞秀松……輔德里的這幢房子,可以說既是學校,又是黨設立的機關,幾乎所有在上海的同志,每星期都到那里去開會或者交談……在平民女校經常遇見的有······張人亞等人。除了上面提到過的人之外,當時在上海黨員(還有團員——編者),遺漏的大概不會太多了。又說:當時,黨組織沒有像后來這樣嚴密,不相識的同志遇見時,往往由認識的同志彼此作介紹。由此判斷,俞秀松和張人亞是認識的。3.據俞秀松的家人回憶,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見過俞秀松的日記和他親筆起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后面附有十多名團員的名單。他們曾在這份名單中看到過張人亞(可能以張靜泉的原名出現——編者)的名字。殊為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文物,經過十年浩劫,已經蕩然無存了。否則,我們會輕而易舉揭開這些歷史謎團。

1923年,上海的工人運動暫時處于低潮。黨組織出于形勢和個人特長等方面的考慮,主要安排張人亞從事黨、團工作及領導機關出版書報的發行工作上(這也為他后來在蘇區從事印刷出版及思想宣傳工作積累了不少經驗)。于是,從5月后,張人亞“大半時間在團體內做事”。出于掩護革命身份的需要,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張人亞”。從此,他就以張人亞的名字從事革命。

1923年7月,因張秋人調離團上海地委工作,由張人亞接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將當時全市53名黨員,按居住相近原則分編成4個小組。張人亞被編在第二小組(即商務印書館小組)。該小組共13人,組長為董亦湘。后來在8月和9月,上海地委兼區委又兩次對黨小組編組名單進行調整。張人亞先后與賀昌、劉拜農、施存統、王一知、瞿秋白、鄧中夏、邵力子、向警予等編在同一個黨小組里。9月27日,張人亞被調到第二小組(商務印書館小組)擔任組長,組員有亦湘、楊賢江、張秋人、沈雁冰等11人。

1923年8月,張人亞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9日,他親自起草了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的《團上海地委關于改組問題向中央的請示》,提出因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間“未決及改期之故”致使地方會延遲,根據章程,要求改組的申請。9月27日,張人亞始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屬第二黨小組組長,直至1924年1月12日。8月至11月期間,他還擔任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的發行工作。1924年1月,張人亞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秘書兼會計。

19243月,張人亞離開青年團領導崗位后,重新從事工人運動。4月,根據黨中央的要求,他以個人身份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526日,由各行業在上海工作的浙江籍工人組成的“浙江旅滬工會”正式成立,張人亞出任交際部長。6月21日,浙江旅滬工會開職員會議。會上,張人亞首先報告前次代表浙江旅滬工會去調查絲廠女工罷工風潮的經過情況,并介紹絲廠女工代表前來陳述,會議就此討論決定了支援方案。接著張人亞還匯報了接洽加入上海工團聯合會的結果,最后會議推定倪志俠、張人亞兩人為出席上海工團聯合會的代表。后來,上海報紙在報道上海工團聯合會討論絲廠女工罷工風潮和研究如何援助沙面工人的罷工斗爭時,都提到張人亞的活動。814日,上海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大同盟成立,張人亞任執行委員。10月,根據組織安排,張人亞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國內“五卅慘案”發生,張人亞奉調回國。8月,他擔任了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支部聯合干事會書記。10月,又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部委書記。19261月,他又改任浦東部委組織部主任,6月還兼任宣傳部主任。192610月,黨中央派張人亞繼續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當他抵達海參崴后,因體檢時發現患有沙眼,而沙眼當時被列為眼科傳染病,不準入境。無奈,他只得留在當地治療。而此時,為配合北伐軍光復上海,黨中央發動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張人亞又奉命回到了上海,接受新的任務。

1927年初,張人亞任中共江浙區委宣傳部分配局負責人,奉命參與籌備上??偣C關報《平民日報》,并兼任發行所負責人。2月27日,《平民日報》創刊,并正式成立發行所,張人亞兼任發行所負責人。期間,他還動員已在上海天成南貨店里有穩定工作的大弟張靜茂放棄已有的穩定工作,辭職離開商店,改名張矜平,也參加到《平民日報》的發行工作中來。

《平民日報》載有上海及國內外的新聞時評等內容,短小精悍,每期出7000字。它與《快報》、《上總通訊》等報刊的宣傳,為上海工人大罷工和武裝起義,響應北伐軍,建立市民政府,作了必要的輿論準備。1927320日,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龍華。次日,黨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擊潰駐守上海的軍閥部隊,北伐軍得以順利占據上海華界。

上海光復后,《平民日報》社先遷至上??偣v地湖州會館,后又單獨設在閘北中華新路順成里二號。由于《平民日報》的進步性,“四·一二”事變后,蔣介石反動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消息靈通,張人亞他們得到了國民黨反動軍隊可能馬上會來查封的消息。當時他要報社人員大都撤離,只留下發行所里他的親弟弟一人看守。4月14日,國民黨反動軍隊來查封了報社,并逮捕了張靜茂。后來,已轉入地下的張人亞得悉后,找到時任寧波旅滬同鄉會理事的烏崖琴先生,由烏崖琴以同鄉會名義把張靜茂保釋了出來。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張人亞開始進入秘密戰線,從事地下工作。這段經歷,也是很富有傳奇色彩的。

1928年4月,張人亞被黨組織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局交通科內交主任。當時,黨內交通工作由中央組織局交通科負責。黨中央與外地組織的聯絡工作稱外交工作,由外交主任負責組織領導。黨中央與其各部委、江蘇省委和在上海的黨的外圍組織間的聯系,稱內交工作,由內交主任負責組織領導。7“六大”后,成立了中央秘書處,內交工作劃歸中央秘書處負責,下設外埠交通科和內埠交通科,內交工作就由內埠交通科科長負責組織領導。張人亞被中央秘書處任命為內埠交通科科長。

關于黨的上海地下交通,我們可以先看一段材料——

“1927年八九月份,中央機關開始遷到上海。周恩來廣州暴動以后來到上海,先住在卡德路一個機關里。1928年春夏,中央機關常被破壞。羅亦農在北京西路的機關里被捕;五六月間,楊殷——中央軍委負責人和彭湃被捕。羅亦農的被捕是被其秘書高密的,楊、彭的被捕是軍委秘書白鑫高密的。機關常遭破壞,不但有叛徒的出賣,而且也由于機關進出的人多,又不注意隱蔽,因而引起發動當局的注意。所以,當時在黨內就提出了秘密機關社會化的問題。秘密機關社會化首先要求各類機關合理分布。過去一條里弄往往有二三個我黨的秘密機關,這樣,既容易彼此誤會,又不安全。后來,中央決定統一安排各級機關。中央機關一般在滬中區。省委機關一般在閘北、虹口一帶,少共中央機關在法南區,區級機關就設在本區。

“秘密機關社會化還要求我們要隱蔽好。我們的行動要符合我們的合法身份。住家就要像住家,商店就要像商店,寫字間就要像寫字間。住家要夫婦二人,女的要像家庭婦女,買菜、燒飯、洗衣等等。住家多開會不行,進進出出的人太多也不行。商店進出的人就可以多一些。另外,要我們在衣著、來往等方面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住棚戶區的有西裝革履的朋友來訪,就不大協調。

“那時為了確保中央領導的安全,他們外出時身上都不帶文件,萬一碰到情況也不易暴露身份。因而,中央機關之間的聯絡、給領導送文件等,都由我們交通來做。我們跑交通的要衣著大方,要在各種場合都不引人注目,同時要注意暗號、周圍環境和‘尾巴’。

“當時,黨內禁止各機關之間隨意串門子,因為,來往頻繁會引起特務注意;一串門子,彼此還會知道不該知道的情況,也不安全。由于制定了這些必要的規定,加上其他措施,情況就有所好轉,我們的機關即使遭到敵人破壞,也局限于一人一處。”

這是曾經當過黨的地下交通員的顧玉良寫的一份材料。從中,我們可以感知到那個時代的百色恐怖:國民黨和租界特務遍地,密探多如牛毛,殺人如麻;機智的地下交通員們是如何掩護,如何一次一次地將情報送出去的。

張人亞擔任的內交科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崗位。到任后,為安全起見,他立即對中央機關的聯系接頭辦法全部作了改變,重新整頓了內交員隊伍,對政治不可靠的人員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將暴露的聯絡點一律停止使用。

內交工作,組成內交網來聯系。那時,中央有黨報、中宣部、組織部、秘書處、軍委、婦委、兵委等機關,黨中央系統以外的有工委、青年團、互濟會和江蘇省委機關等。所有這些機關聯系都有內交溝通。內交工作,一要注意機關安全,二要保證文件送到,三要在任何情況下不暴露身份,為保證順利完成任務而斗爭。內交主任要組織管理好內交人員網,保證傳遞不脫節,既要秘密、安全又要迅速、暢通。內交主任僅與一兩個交通員發生直接關系,每天約定不同時間到指定地點領取和交換文件,再由他們與別的交通員取得聯系、輾轉傳遞,像魚網一樣,自上而下地擴展開去。每個交通員聯系的單位一般不超過兩三個,這樣,萬一發生問題,也不過影響兩三個單位而已。但是遇有重大緊急的文件情報傳遞,來不及通過網絡時,就必須由內交主任親自馬上去完成。

當時的上海正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國民黨警特遍地,租界巡捕房密探無孔不入,走在路上也時常會遭到巡捕“抄靶子”(搜身)。為便于偽,確保安全,所以交通員大多挑選一些勇敢、機靈而又沉著、堅定的女性來擔任,很多都是負責同志的夫人。

內交人員需要膽大心細,要機警,有善于應付和處理突然問題的能力。更需要有忠誠于黨的事業,為保守黨的機密而寧肯獻出生命的精神。內交人員的衣著、來往行動也都要注意與公開合法身份一致:要在各種場合都不易引起注意或懷疑。此外,還要講究技術手段,例如文件的放置,是藏在身上好還是放在提包的夾層里好?例如有時送很小但很重要的便條時,干脆捏在手里,遇到危急情況就可以吞下去,便于消滅證據等等。張人亞的前任內交主任張寶泉就是在被捕前的一霎那,把一份情報吞進肚里,保全了黨的重要機密。

那個時候在身上常備一張長年通用的公園門票也是一個技術措施,萬一在公園附近的路上看到前面有“抄靶子”等危急情況時,就可以利用它馬上躲進公園里,避避風頭。有時甚至可以從這個門進去直接到另一個門出去,擺脫危機。張人亞曾經就曾使用過公共租界中外白渡橋公園(今黃浦公園)、虹口公園和梵王渡公園(今中山公園)等三個公園通用的年度門票。

內交工作除了做好情報傳遞工作外,還要負責接待各地來中央聯系工作的人員和來滬治病的干部;安排黨的會議地址,布置會場,做好保衛接待工作等。為了確保黨的機密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規定中央領導同志外出不能隨身攜帶文件,必須由內交人員負責傳遞。而內交主任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親自負責接送外地來滬的領導同志,確保他們安全。

作為內交科主任,張人亞的警惕性極高,加之他未雨綢繆,防范措施嚴密,好幾次國民黨敵特搜查中央機關和聯絡點時,都被他機智應付過去。他數次順利完成了護送和迎接中央領導人的任務。到19297月他被派往外地工作時為止,在他任職的一年多期間,沒有發生過內交工作失誤。這是很難做到的。

三、在蘇聯:學習革命,自我揚棄

在張人亞短暫的一生中,他曾有一段約半年時間的“喝洋墨水”、“啃洋面包”的留學生涯。

辛亥革命結束后的最初幾年,中國出現了300多個政黨,不少政黨甚至剛出現就消亡了。是選擇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向歐美學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直接跨過這一階段進入更先進的社會主義階段,國人在革命道路上面臨著一道復雜的選擇題。毛澤東曾這樣概括“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這種影響還不單純是理論方面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與俄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聯系。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后,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建立的“俄中信息中心”就開始向中國30多家報社提供信息支持,這些信息材料來源于西方不同國家共產黨的期刊及《共產國際》雜志。俄中信息中心還將“俄共”和蘇維埃政府綱領性文件翻譯成中文。同時,蘇維埃俄國還向《上海生活報》、《新青年》及其他一些刊物提供資金支持。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及其翻譯楊明齋來到中國,在北京拜訪了李大釗,通過李大釗的介紹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為了輸送革命青年赴俄學習,為中國共產黨準備干部,在維經斯基的支持下,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創辦了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社名義上面向社會公開招生,實際其學員均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送。學員主要學習俄語,同時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先后來學習的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20余人。

經過8個月的俄語和馬列書籍學習,19213月,20多名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分別喬裝成裁縫、理發匠等手工勞動者,從上海出發。他們的目的地,正是莫斯科。

但到俄國去談何容易!當時,蘇俄的遠東局勢稍告穩定,白匪已潰敗,路途可冒險通行。然而軍閥政府對邊境嚴加檢查,隨時逮捕擬出境的青年。有人在報上撰文,要求有志赴俄的青年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需要“有堅強的意志,強健之體格,耐苦耐勞之習慣”。當時的交通路線有3條:第一條從上海——北京——沈陽——哈爾濱,換乘中東鐵路由滿洲里出境到蘇俄的赤塔。但此路因需通過張作霖控制地區,很不安全,時有赴俄學生被捕。第二條,從上海乘船到大連,換南滿鐵路到哈爾濱,再換中東鐵路到滿洲里過境。南滿鐵路雖在張作霖的控制區內,但鐵路線是屬日、俄共同控制,較第一條交通線安全些。第三條,從上海乘船經日本長崎,直駛海參崴,換乘西伯利亞鐵路到伯力,不經過東北的張作霖控韌區。不論是走哪條路線,即使是得以進入俄國的遠東地區,仍是險情叢生,困難重重。白匪的掠殺、胡匪的搶劫、日軍的騷擾,處處存在被盜被殺之虞。青年學生不得不化裝成小商販、理發師……,在鞋底或衣服中藏好絕不外露的團員和留學的證明,冒著生命危險,踏上征程。經過數月的冰天雪地的長途跋涉,任弼時、劉少奇等人終于來到了赤都莫斯科。以后數年,陸續有不少人前往留學。這些留俄學生回國后,在國內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時間過去了三年多,但留學蘇聯的道路和環境與以前仍大致相同。張人亞等人是1924年10月出發的,直到12月12日,他們一行人,經過兩個多月的艱難跋涉,才終于來到了莫斯科,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具體選擇三條道路的哪一條及與何人同行,尚未考證出來),學生檔案編號為2282124,學生票號碼為2282.

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上世紀20年代初由聯共(布)創辦的一所專門培養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學。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非常重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積極支持這些國家革命運動的發展。其重要的方法就是為各國培養革命干部,以推動世界革命運動的開展。東方大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主要任務是為蘇聯東部地區培養民族干部和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工作干部。東方大學19211021日正式開學,設有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人運動、經濟、行政法律等系,學制最初為7個月,后改為3年。學生多數為農民和工人。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學校最高領導機構。1924年,東方大學已經成為蘇聯最大的純政治性質的大學之一,共有來自73個國家和民族的學生共1015人。學校的教學部門分為兩個部分,專門招收國外學生的稱為A字部,內設中國班、日本班、朝鮮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招收蘇聯國內學員的稱為B字部,設有烏茲別克班、哈薩克班和格魯吉亞班等。19285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將東大中國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東大不再招收中國留學生。1930年中山大學停辦之后,東方大學重新開設中國班。1937年,東方大學分成兩個獨立的單位,一個為只收蘇聯學生的東方大學,一個為只收外國學生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所。1938年,東方大學停辦。

關于張人亞來俄留學的志愿,他是這么寫的:“來莫學習的志愿——我既已是一個共產黨員,既已負起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具有除去無產階級一切毛病的能力。我自己感覺領導無產階級的能力,非常缺乏的,同時我因是手工業工人,還帶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的毛病,非除去不可。俄國是無產階級政黨,莫斯科更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集中地,我要學習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即學習除去無產階級一切毛病的能力,同時將自己的一切毛病也除去,——即受團體的訓練,以成為一個中國共產階級革命的工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過程的一個工具。”

可見,張人亞來東方大學的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學習革命,二是“除去毛病”,即自我揚棄,除去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毛病,得以新生。

當時,留學生們在莫斯科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雖然他們享受的是當時蘇俄人民最好的待遇——紅軍戰士的戰時共產主義同等待遇,但由于正趕上蘇聯經濟嚴重困難,所謂最好的待遇,也不過是每天一塊兩個手掌合起來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幾個土豆,有時面包里還混有繩子和木屑。據有人回憶說,那一塊黑面包,分量大概也就四分之一磅,中飯則是一碗清湯,里面有幾片胡蘿卜、土豆。為此大伙常常不去吃午飯,因為吃的東西還不夠路上消耗的。更有夸張的,看書都得趴著看,據說這樣也能減少消耗。穿的衣服,大都是歐洲工人階級捐贈的,當時的條件是發給大家什么就穿什么,談不上尺寸大小,也顧不上是否合體。鞋也多半不合腳,穿在腳上又大又沉,足有一兩斤重。住宿也不寬敞,中國班幾十個人擠住在幾間不大的平房里,冬天的夜里常常凍得大家不能入睡,大伙就擠在一起互相取暖。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張人亞他們依然保持樂觀,學習很努力,白天上課學習,晚上站崗放哨。星期六、星期天還要參加義務勞動,保持著革命激情。不少學員還進行翻譯馬列著作、撰寫論文、寫詩等活動。

在東方大學里,張人亞如饑似渴地學習著,一些革命領袖的著作,如《國家與革命》《資本論》等,還有《共產主義ABC》等書籍,他一讀再讀。他還加入了中共旅莫地委,積極參加黨組織生活。

留學約5個月后,即1925年4月20日,根據要求,張人亞親筆填寫了《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支部黨員團員調查表》,其中關于“來俄時你有關系的人知道否”,寫道:“家庭知道者三四人,工友知道者五六人,友人知道者二人。”親人知道的,應該有他的父母親及其大弟張靜茂。張人亞在當金銀業學徒的第二年直到留學時,即1915年至1924年,都“稍有經濟供給他們”,設法盡一份為人子的責任和孝心,并在留學期間,“給親人寫了二次信”;他還關心金銀業工會組織,留學期間,曾給金銀業工人“寫了一次信”。至于知道他留學的工友“五六人”和兩個“友人”,還需要進一步考證。

張人亞留學之前,沒有到過任何外國,沒有學過任何一門外語,包括俄語,但半年后,他基本已可以做到比較熟練地掌握俄語了,包括看、讀、譯、寫等。這充分說明了他的努力和聰明程度。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形勢急劇變化,革命斗爭急需大量得力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據國內形勢發展,和中央(陳獨秀)要求,自1925年7月8日—25日,先后組織48人分五批回國。”張人亞為第二批。

192610月,黨中央派張人亞繼續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當他抵達海參崴后,因體檢時發現患有沙眼,而沙眼當時被列為眼科傳染病,不準入境。無奈,他只得留在當地治療。而此時,為配合北伐軍光復上海,黨中央發動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張人亞又奉命回到了上海,接受新的任務。

四、在寧波:父子藏寶,生命守望

1927年末,就是在張人亞被任命為中央組織局交通科主任,從而在隱蔽戰線正式工作之前的幾個月,張人亞曾“抽空”秘密回了趟老家,將一大包東西交給其父張爵謙珍藏。這顯示了張人亞極其強烈的文獻意識,也彰顯了他的深謀遠略。這包東西,恰為我黨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堪稱“寶貝”的珍貴歷史遺產。

寧波是蔣介石的老家,又是江浙財閥的重要基地。中共寧波地方組織的發展和工農運動的勃興,使得蔣介石把寧波作為反共“清黨”的重點地區之一。1927年4月初,蔣介石同汪精衛在上海舉行反共秘密會議,策劃反革命政變。王俊等在上海接受蔣介石的密令,伺機在寧波實行反共“清黨”。4月9日,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發表《王俊十大罪狀》和《蔣介石欲效軍閥故智耶?》兩篇文章,揭露了國民黨右派的罪行。剛從上海接受密令回甬的王俊,趁機借口“詆毀總司令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于當日下午拘捕了報社社長、國民黨左派人士莊禹梅。事發后,中共寧波地委召開緊急會議,會間即派地委委員楊眉山、王鯤分別以寧波國民黨市黨部代表和寧波總工會代表的名義,會同寧波臨時市政府代表張申之、俞佐庭,寧波農會代表、寧波學聯代表,去防守司令部向王俊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莊禹梅。王俊不僅置之不理,反而乘機將楊眉山、王鯤二人扣押起來,并宣布全市戒嚴。隨后,唆使暴徒數百人,再次搗毀總工會會所(已遷至江東兩眼橋附近)、臺農民協會、國民黨寧波市黨部和《寧波民國日報》社,命令吳萬鈞充任寧波市公安局長職務。全市軍警密布,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這樣蔣介石在寧波的反共“清黨”運動就發生了。4月11日,王俊秉承蔣介石旨意,先于上海實行反共“清黨”,開除寧波的42名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的國民黨黨籍,其中7名共產黨員與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被蔣介石列入全國通緝名單。6月22日至24日,楊眉山、王鯤、胡焦琴(女)、甘漢光、陳良義、吳德元等6名共產黨干部慘遭殺害,百余人被捕,黨的組織受到嚴重摧殘,大革命在寧波失敗。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寧波的白色恐怖并不比上海的差。當時,在碼頭上隨便走走,就有可能被認為是嫌疑犯而當場槍殺。在這樣的環境下,張人亞首先想到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危,而是我黨重要的革命文獻。

張人亞平素就喜歡看書,也有意識地保留圖書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中譯本居多,還有一批“二大”“三大”會議決議等秘密文件,并在這些馬列主義書籍的封面常常蓋上“白青水”的印章。如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舉行。大會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通過了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一系列重要決議案。會后,黨中央印了一批小冊子,把黨章、決議等共計十個文件印在冊子上發給黨員。作為當時全國200名中共黨員之一,張人亞也拿到了一本。又如《共產黨宣言》由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1848年2月在倫敦出版,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其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由陳望道翻譯、陳獨秀和李漢俊共同校閱的第一個中譯本《共產黨宣言》,于1920年8月,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在上海出版。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微側半身肖像,首印1000冊,很快售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錯印成《共黨產宣言》。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冊,封面書名亦改正為《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肖像的底色變成藍色。這兩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張人亞都悉心地保存著,作為自己的珍藏書籍。

怎么辦?——是燒掉這些肯定以后對黨有用的文件和書報還是想法保存起來?是放在上海安全還是······張人亞突然靈機一動:放到老家霞浦去!

1927年年末的一個冬日的午后,張人亞冒著生命危險,帶著一大包文件書報,悄悄地來到鎮海霞浦老家他父親的房間里。對父親張爵謙說,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遷了,請求父親將他帶回來的一批書刊和文件收藏好。張爵謙問他藏到何處時,張人亞說“到時再說”。交待完畢,張人亞當天就悄悄離家走了。到了傍晚,老人家就先把這包東西偷偷地拿到自家的菜園里,塞進停放張人亞亡妻棺材的草棚。幾天后,張爵謙裝很傷心的樣子對鄰居說,他的二兒子張人亞長期在外不歸,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犧牲了不少同志,后來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更有大批工人遇難,而張人亞已有好幾年沒有回家了,所以鄰居們也都深信不疑。

張爵謙在家鄉的山崗上,為張人亞和顧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張人亞一側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帶回來的文件和書刊的空棺。墓碑上除了寫明“諱行守和”這個譜名外,中間卻寫成“泉張公墓”,故意少刻了“靜”字。在張爵謙的心中,這一“特殊”的墳墓是迫不得已修建的,他深知此舉事關重大,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就默默地自己一個人守護著,期盼著兒子能回來提取。

1949年全國解放后,張爵謙在上海的報紙上刊登了“尋人啟事”,到了1950年,張人亞還是沒有消息。張爵謙估計兒子可能犧牲了,而自己也進入耄耋之年,心想:“共產黨托我藏的東西,一定要還給共產黨”。

張爵謙親手將這批珍貴的文件書報取了出來,隨后又把三兒子張靜茂從上海叫回來,將這些文件書刊,再加上那一張在房間里掛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照片,一起帶回上海交給黨,以了卻他二十多年的心愿。

張靜茂把這批文件書報和照片帶回上海后,為了紀念張人亞和他父親的這一英勇壯舉,專門刻了兩枚紀念章。長方形的紀念章上書“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報”18個字,正方形紀念章上刻有“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9個字,蓋在各種文件書刊上。

19527月初,張靜茂將部分文件、書報捐給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1959年,張靜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前身)。國家給的報酬他分文未取。

這批由張人亞生前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下來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下稱中共“二大”文件集)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下稱中共“三大”文件集)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注意。其中,中共“二大”文件集收錄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本中文版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目前,中共“二大”文件集被中央檔案館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國家博物館收藏。截至2018年4月中旬,已發現的張人亞秘藏珍貴文物共36件,其中一級文物21件(含中共檔案館的二大決議案),二級文物4件,三級文物9件,未評定的珍貴藏書2件。另有未列入上表的一般文物、參考文物15余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著張人亞研究的逐步深入,會有越來越多他秘藏的珍貴文物被發覺出來。

按:鄭慶聲《回憶“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1952年7月),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成立后,即采用行政辦法收集資料,先由中共上海市委在1952年7月19日發出滬委(52)字第190號通知,要求下屬各級黨委協助工運史料委員會工作。同時,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啟事,征集各種有關工人運動的書面資料,以及各種印章等實物。我曾經接待過來訪者,印象最深的是1922年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張人亞的弟弟,他送來一本中共二大的決議文件的小冊子。這是很寶貴的一件文物,據來者告訴我,是他在他們老家夾墻中找出的。張人亞后來離開上海參加革命,一直沒有音訊,希望我們幫助尋找。因為年代久遠,缺少線索,我們一時亦難以尋找。前幾年,我已退休多年,忽有一位老者找到我。原來他是張人亞的侄子,其父是張人亞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員會來捐贈中共二大小冊子的那位家屬。來人說其父已離世,但在離世前一再囑他設法尋找張人亞的下落。據告,他在根據地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上看到了張人亞在福建根據地從事稅收工作時犧牲的消息。但后來我又聽說中共二大的小冊子是其家屬為逃避敵人的追查迫害,就在老家立了一座假的張人亞的墳墓,此中共二大小冊子,即埋在墳內,現在從墓中取出,捐給國家,這一說法與我當時聽張人亞弟弟說的,不完全一樣,不知何故。因為這件文物在1958年工運史料委員會結束后,所有文物、資料統統搬到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1960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任命沈以行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他帶領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隨后亦調入歷史研究所。原上海工人史料委員會的大量工運史料均帶到歷史所,唯獨實物留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現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文物得以保存,張人亞也已查明,這倒使我很感寬慰。

需要說明的是,鄭慶聲先生是接待張靜茂捐獻歷史革命文獻的親歷者。他所說的張靜茂和張人亞的侄子說的不一樣,可能客觀存在。但我們認為:這些革命文獻,從墳墓中取出來的是完全可信的。一是張人亞的故居原樣尚在,我們沒有發現有“夾墻”的存在;二是解放后,“張爵謙親手將這批珍貴的文件書報取了出來”,而挖掘墳墓的人,有映像資料可以作為佐證;三是有人懷疑在墳墓中很難保存書報,但是,我們認為,只要防水防潮措施得當,加上有空棺的隔絕,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們說: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獻,是張人亞父子用生命守望在空棺中得以保存下來的。張人亞及其父張爵謙,人民將永遠記住他們!

2011年6月24日,中央檔案館主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檔案資料展》開始在北京展開始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稒n案資料展》展出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珍貴檔案資料5 0 0多件,用檔案來見證黨的光輝歷程。為了避免損毀珍貴的黨史原件,展出的都是高仿真復制品。其中就有“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它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復制的,上面的張人亞秘藏紀念章印記仍清晰可見。

2011年9月6日,“日出東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暨人民出版事業90周年紀念展”在國家博物館隆重開幕。展覽會除了專門介紹:“我們不能忘記的出版人——張人亞”這個“展覽精彩看點”外,還特地布置了一個櫥窗,介紹張靜茂留在這些文獻資料上的兩顆秘藏紀念印記。

五、在蕪湖:開設金鋪,擔當“書記”

1929年7月,黨根據張人亞的個人情況和對金銀業熟悉了解的優勢,安排他到安徽蕪湖工作。蕪湖是長江的大碼頭,同時也是當時安徽臨時省委所在地。張人亞秘密來到安徽。為了隱蔽和安全,同時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款項,他設法在蕪湖下長街一帶公開開辦了一所金鋪子(迄今名字仍未考證出來),表面上是對外加工金銀、收購和出售金銀飾品,實際上是接收蘇區送來的金銀,并設法兌換成現洋和鈔票,再上交給上海的黨中央,作為黨的活動經費。這所金鋪子,實際上也是作為地下聯絡站,和從蘇區收集上繳中央經費的中轉站。店里的營業收入都上交中央。

這一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尚未成立,但江西的贛西南蘇區、福建的閩西蘇區等蘇區已漸近形成,革命政權日益鞏固,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沒收或繳獲的金銀與財物亦不少,因此從地方籌集一些經費上調中央是有可能的。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后來叛變時曾供述:“在赤區(按即蘇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由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后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閩西運來700兩;第二次1930年底,由贛西南運來2007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800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按即王明——編者注)做老板——現由廖成云(按即陳云——編者注)負責支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雖然經手那么多的金銀錢款,還守著一個金鋪子,但任金鋪“老板”的張人亞和同事們卻過著非常艱苦節儉的生活,輕易不敢動用一分公款。

由于向忠發的叛變告發,張人亞在蕪湖的金鋪無法繼續開設下去。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張人亞奉命回到上海,擔任了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主任。

按:“中國革命互濟會”的前身是“中國濟難會”。鑒于“五卅”慘案之后,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變本加厲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進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嚴重。為了營救被反動派逮捕的革命者和籌款救濟他們的家屬,由郭沫若會同惲代英、張聞天、沈雁冰、陳望道等58人發起,于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召開濟難會籌備會,并發表《中國濟難會發起宣言》。1926年1月17日,濟難會全國總會在上海成立,江西、廣州、長沙、天津、北京等地先后成立省總會。1929年12月24日,中國革命互濟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宣布中國濟難會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仍設在上海。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認為互濟會全國總會工作脫離了群眾,離開了互濟會革命應有的立場,去組織武裝暴動,而根本不去做救濟被難群眾及其家屬,不及時營救被捕的戰士。因此決定撤換總會領導人戴曉云。

張人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到任,配合主要負責人何叔衡工作的??墒菦]過多久,到6月初,張人亞又被派到外地工作去了。

19316月,考慮到張人亞對蕪湖比較熟悉,為加強地方工作,黨中央再次派他去蕪湖,擔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領導安徽沿長江和江南地區34個縣的黨的工作。

原來,1931年4月6日,安徽省委機關遭敵破壞,省委書記玉步文、常委霍錕鏞等被捕,后被押到省城安慶。5月31日,王步文、霍錕鏞等在安慶英勇就義。關于省委被破壞原因,從安慶出獄的林凌生,受王步文委托,向中央報告說:“安慶全體瓦解,由朱鏡明(本名高翔,安徽郎溪縣人)個人叛黨所破壞。他是去年里在國民黨部自首,新年前后(國民黨)開始捕人。同志中先后被難的達四五十人之多,就義的有操球、鳳舞等。他能繼續捕人的原因,是已被難的不能把這種消息傳出來。統治階級又保守了外界的秘密。“蕪湖的上層組織破壞也受高翔的傳染,4月間他到蕪湖,張昭明見面,張為保存生命起見,就說出李(厲)冰心。他們三人計劃后就把省委全體逮捕,連同CY姓劉的及女性共是九人,均押看守所。”“安慶獄中被難同志達四五百人之參,第一監獄有一百余人均判決徒刑的,陸軍監獄有七八十人,看守所有百人左右,尚未判決。”省委被破壞后,原省委常委郭春華于第二天召集省委機關各部門負責人開會,組織代省委,照常行使省委職能。郭春華代書記,史秀鋒代宣傳,做兵運工作的趙鳧代軍委,省委文書汪清如代秘書。省委開始工作后,代書記郭春華即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安徽省委遭敵破情況后沒有返回。不久,史秀鋒也去了上海。代省委的活動4月底即自行終止。

從代省委成立的那天起,省委機關內部就產生了意見分歧。蕪湖市工聯秘書劉正、組織部秘書謝節之,皖南互濟會書記武英等認為,趙鳧、汪清如有托派、改組派嫌疑,因此,他們又是寫信又是派人到上海,向中央反映這類情況,請求中央派人來安徽處理這“安徽黨非常的危機”。謝節之4月18日攜帶四個機關的聯名信從蕪湖去上海,先后于25日和30日兩次書面報告:“派謝節之來中央補充報告,求中央火速派人來蕪調查。”“我來的任務是站在安徽黨的立場上,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上,把黨在安徽目前的危機向中央報告,并希望這次派人去。”中央根據以上情況,決定派鄧小平到蕪湖巡視黨務,處理安徽黨內的問題。

5月上旬,鄧小平由謝節之帶領從上海坐船到達蕪湖。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共安徽省委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其成員有武英(后叛變革命)、劉震、謝節之等。不幾日,鄧小平就離開了蕪湖返回上海。

按:鄧小平1930年冬率領紅七軍到達江西蘇區后,于1931年初春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在中央沒有分配新的工作之前,臨時接受中央交辦的同安徽交通到蕪湖巡視工作的任務,于5月初到蕪湖。鄧小平在蕪湖期間幫助組建了中共安徽省臨時工作委員會。

由于安徽黨的領導機關成立了兩個相互并存的組織,加上大革命失敗后,皖北地區劃歸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領導,安徽省委僅指導長江和江南地區,因此中央于6月初撤銷安徽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在蕪湖設立中心縣委,直接隸屬中央領導。正是在此背景下,張人亞來到蕪湖,擔當蕪湖中心縣委書記——相當于今天的省委書記,領導安徽沿長江和江南地區共34個縣的黨的工作。

“中心縣委于6月上旬恢復,書記張人亞,委員劉靜波、商惠來(恩甫)、劉震(正)、謝節之。8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心縣委改組,劉靜波、商惠來被免職,劉震、謝節之也離開中心縣委。中心縣委僅張人亞、管志民和CY人臨時組成。“臨時中心縣委暫指定人亞、志民兩人負責。”

張人亞在蕪湖的這段日子并不好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1931年初,中共中央在蕪湖建立中共安徽省委,之后不久,由于叛徒出賣,省委及周邊地區黨組織相繼遭到破壞。據1931年7月23日劉靜波、商惠來寫給黨中央的《蕪湖中心縣委報告》說:“在蕪湖中心縣委指導之下的縣份,共有三十,有組織上的關系只有二十縣,其余十四縣多半沒有組織,縱有很微弱的組織,因與上級失掉聯系,已不發生作用,實際上只有個人的黨員,而沒有組織。”二是,6月后,蕪湖國民黨當局為配合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組建了“剿共團”,加強對蕪湖地區的控制。三是,7月,蕪湖遭受了多年未見的特大水災,幾乎全城被淹,交通斷絕。四是“左”傾冒險主義對革命工作造成極大干擾。

面對重重困難,以張人亞為書記的蕪湖中心縣委沒有絲毫退縮,而是知難而上。“中心縣委成立后,即把這有組織關系二十縣,劃分為四個巡視區——蕪湖區,包括蕪湖、無為、巢縣、含山、銅陵、繁昌、南陵等縣。在這個區以蕪湖與無為為工作中心。安慶區包括懷寧、桐城(分新舊桐區)、廬江、潛山、太湖等縣。屯溪區包括太平、休寧、歙縣,黟縣等縣。安慶區以安慶為工作中心,屯溪區以休寧為工作中心。宣城區包括宣城,廣德、郎溪等縣。這一區以廣德為工作中心。”劃分為四個區后,派得人員進行巡視指導。如繁昌黨的數量八十人,支部很渙散,支部生活不健全,同志政治水平低落.縣委組織不健全,成分不好,農協組織過去有,現已瓦解,婦女單獨組織有卅人(貧民手工業居多數),沒有什么作用。獲港礦工,由蕪湖市最近派一工人同志去建立工作。”“ 潛山自去年暴動幾次攻城失敗后,黨和群眾組織完全坍臺,因白色恐怖嚴厲,大部分干部都逃亡在外;有留的只是少數灰色分子,而且是不動的?,F在派人去幫助與督促,才成立臨時工作委員會,才始恢復工作。”“徽卅里面的組織,本來沒有,最近因外縣逃亡的同志在那里發生了組織,不久與中心縣發生組織上關系。太平縣十余人,黟縣十條人,休寧縣四十余人,歙縣三十余人,統沒有群眾組織工作和支部生活,6月間派中心縣委之一劉震同志去巡視。在祁門等縣,聽說由贛東北發生組織,但與我們沒有關系。”

對于“剿共團”,張人亞充分利用在上海時期積累的豐富地下斗爭經驗,他時常要求中心縣委機關的位置要不斷變換和搬遷,有時設在民居里,有時設在店鋪中。張人亞和其他領導也是不斷變換住所。

9月底開始,隨著蕪湖特大洪水退去,黨的各項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紗廠、面粉廠等支部成立,建立工會小組、互濟會等群眾組織,提拔工農積極分子進入中心縣委工作……蕪湖中心縣委還派人去廣德縣指導皖南紅軍獨立團工作。中心縣委指示廣德縣委,首先要建立健全黨的基層組織支部,要在赤色區域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決執行平均分配土地給貧困農民的政策,同時要積極發展紅軍,將皖南紅軍獨立團建成一支真正的工農紅軍。中心縣委還先后派劉震、金式城到徽州的休寧、祁門、黟縣、太平、涇縣以及石臺、秋浦等縣,將零散的基層支部、小組建成組織系統,于1931年11月成立徽州工作委員會,為黨在皖南的發展和創建蘇維埃區域打下組織基礎。

張人亞等針對蕪湖一帶革命根據地因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和肅反擴大化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立即撥亂反正全面整頓,停止了一切冒險攻打城市和大據點的軍事行動,釋放了被錯誤關押的近百名干部和工作人員,重新任命了一批縣區領導干部。很快,蕪湖中心縣委領導的34個縣的蘇區、游擊區的工作開創了新的局面。他還曾向中央建議:要反對“右傾”,也要注意防止觸犯左的錯誤,同時要求蕪湖中心所轄地區的黨組織防止“左傾”。“黨不要定出力量不夠的任務,但對一切左傾的空談,要切實去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到戰斗的陣地上去,反對脫離群眾的先鋒主義,反對隔離群眾的兵變。”“黨要把過去工作上的錯誤,編成大綱在支部里來討論……不要把過去悲慘的血的教訓丟在腦后如夢一般放空過去,同時,把過去的教訓聯系到兩條戰線的斗爭。”這是中心縣委當時的一份文件。由此可見張人亞卓越的政治見識和過人的膽魄。

11月,黨組織派張人亞到蘇區開始了新的工作。張人亞在蕪湖只當了半年的中心縣委書記,但在蕪湖黨史上卻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32年3月9日,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正式批準中共徽州工委成立。以后不久,中心縣委遭敵破壞,活動終止。至此,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安徽境內未再建立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

 

六、在瑞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瑞金位于江西省南端、贛州地區東部,地處武夷山南端,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資源豐富,物產繁多。據1932年統計,有居民24萬人。南昌起義軍曾進占瑞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播下過革命的種子。這樣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極易于造成紅色割據。到1931年,以瑞金為首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包括21個縣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5萬多人。

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縣葉坪村舉行。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中央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席代表蘇區中央局作了《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根據臨時中央來電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通過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律文件。大會選出由63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人民委員會內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等。這些部門的建立不僅在紅色政權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也為后來新中國的政權建設積累了經驗,鍛煉了干部。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工農檢察部組織條例》賦予中央工農檢察部五項任務和權力:甲、監督蘇維埃的機關,要他們正確地站在工人、雇農、貧農、中農的利益上去沒收并分配土地。乙、監督各級蘇維埃機關正確地去執行蘇維埃的政綱和策略,以適合某階段的革命利益。鞏固蘇維埃區域和蘇維埃政權,并向外發展。丙、監督蘇維埃機關對于蘇維埃的經濟政策,首先是財政與租稅政策,是否執行得正確。丁、有向各級執行委員會建議撤換或處罰國家機關或國家企業的工作人員之權,但對于該企業或機關的工作設施,有直接建議之權。戊、若發現了犯罪行為,如行賄、浪費公款、貪污等,有權報告法庭,以便實行法律上的檢查和裁判。

何叔衡出席了這次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

中央工農檢察部成立后,在瑞金葉坪謝氏宗祠辦公,1933年4月遷至瑞金沙洲壩村,1934年遷駐瑞金云石山鄉。

1931年12月底,張人亞離開蕪湖,轉道上海于1932年初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來到革命圣地——瑞金。

張人亞甚至還來不及平復一下緊張的心情,感受一下根據地的新鮮空氣,2月,就被任命為首任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會委員。他協助老朋友何叔衡工作。

何叔衡當時除了擔任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外,還擔負著內務部代理部長和中央政府臨時法庭主席,兼任著各級蘇維埃政府干部訓練班和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舉凡檢察、民政、司法,從對政府方針、政策的執行情況的檢查,縱火燒山、偷稅漏稅、違法亂紀和反革命犯罪的處理與懲辦,蘇維埃干部的訓練,到省、縣印信的頒發,行政區劃的增設和撤并,以及有關婚姻、死亡、土地契約、工商業的登記、擁軍擁屬、修路搭橋、郵政傳遞、禁殺耕牛、調解糾紛、社會救濟等,都由他主管,任務繁重而復雜。他夜以繼日、一絲不茍地工作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張人亞是個閑不住的人,他自覺地向何叔衡看齊,他無限忠誠于自己的職責,努力做好各項檢察工作,盡力為何叔衡減輕些工作負擔。如協助何叔衡共同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檢察行政管理和檢察制度,檢查中央政府各項方針政策執行情況;處理違法亂紀案件;參與開展蘇區有關擁軍優屬、禁殺耕牛、調解糾紛、社會救濟等多方面的工作。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嚴肅認真,他經常率領工農檢察部干部到蘇區各地,查處各種違法亂紀、失職瀆職的行為,調查落實控告材料,并且實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1932年春至1934年春,中央工農檢察部先后組織過多次集中檢察。第一次是1932年9月開始,集中檢查各級政府執行優待紅軍條例的情況;第二次是1932年12月開始,集中檢查蘇維埃政府機關和地方武裝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及貪污腐化動搖消極分子······這兩次檢察,張人亞都全程參與了。檢察部查出了一批違法亂紀、貪污腐化和消極怠工分子,并對他們進行了嚴肅處理。

工農檢察部是一個大部,有七八十個干部,常分批輪流下到各地檢查工作。每批下去前,何叔衡、張人亞都要詳細交代應注意的問題,特別強調不能對群眾耍態度,要搞好和群眾的關系,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每批下去的干部回部后,他倆也都要親自聽取匯報,干部有什么事做錯了,就指出錯在哪里,今后應注意什么。他倆對干部要求嚴格,但批評人,不是疾言厲色,而是和風細雨,耐心教育。張人亞話不多,處處以身作則。何叔衡、張人亞在部里威信是很高的。

這時,王明“左”傾錯誤已在中央蘇區逐步貫徹。經過1931年11月蘇區黨代表會(通稱贛南會議)和1932年8月寧都會議,“左”傾錯誤領導相繼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對此,何叔衡、張人亞十分不滿。在工作中,他們對“左”傾錯誤的某些作法進行了抵制。

1932年初,張人亞還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長。6月15日,張人亞接替朱榮生調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版局局長兼印刷局局長,保留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委員職務。

按:中央出版局成立于1931年底,隸屬于臨時中央政府,初期設于瑞金葉坪,是蘇區新聞出版和發行事業的管理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檢查、審批報刊、書籍的出版和發行;出版局下設編審部、發行部等部門,它還經常自己編纂書稿出版,因而它不僅僅具有出版行政管理還具有出版社的性質。中央印刷局成立于1931年底,是臨時中央政府的下屬機構,主管蘇區的印刷事業, 由于它與出版局業務關系密切,因而該局局長由中央出版局局長張人亞兼職代理。

中央出版局起初管轄中央印刷廠,對外業務都以中央印刷局的名義進行。當時中央出版局的書籍在標明印刷單位時,均署 “中央印刷局印刷”,而未出現過“中央印刷廠”的名稱,如《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三個國際》、《農民問題》等書,封面均標明“中央印刷局印刷”。直到1 9 32年底至次年春起,中央一般出版物才不再以中央印刷局的名義,標明“中央印刷廠印刷”。

在當時的戰爭形勢下,張人亞領導中央印刷廠因陋就簡,艱苦創業,印刷了大量的書籍和報刊,經常受到中央的表揚。中央印刷廠在當時的戰爭形勢下,因陋就簡,艱苦創業,經常受到中央的表揚。如《紅色中華》在報道“中央印刷局實行勞動法”時稱,“中央政府印刷局的印刷工人,在三次戰爭的時候,是沒有工資規定的,每人領取零用費?,F在中央政府按照勞動法規定了最低工資,技術較高的工人,按照技術高低規定工資,”“工人自動提議,圖為節省經濟起見,愿將原有中央政府規定工資十八元,減為十六元,十四元減為十三元”,“此系印刷工人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表現。”據不完全統計,從1932年6月至12月,標明由中央出版局出版、中央印刷局(廠)翻印、中央總發行部發行的出版物(圖書)就有——列寧著:《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斯大林著:《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未署著者名的:《為列寧主義的勝利與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農民問題》《為實現一省與數省革命首先勝利》《國際綱領》《政治問答》;中央出版局匯編出版的:《緊急動員令》《關于戰爭緊急動員》《關于戰爭動員與后方工作》《關于擴大紅軍問題》。張人亞還采取各種措施,進一步加強了蘇區出版物的發行工作。中央出版局總發行部又簡稱“中央總發行部”,成立于1932年4月間,是蘇區發行工作的主管部門。這一機構的設立,對保證書刊發行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總發行部的前身是《紅色中華》報社發行部,后來根據工作發展的需要改稱為總發行部。

張人亞主管蘇區的出版、印刷、發行工作時間并不長,僅半年多,但就在這半年多的時間里,他依靠從上海商務印書館派來的幾十名技術骨干,組織出版、印刷、發行了一大批書籍報刊,為蘇區的新聞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于長時間的經濟封鎖,瑞金當時的物資供應極為短缺,食鹽、煤油、藥品等稀缺為了節約,張人亞甚至連三叉油燈也常常是掐掉其中兩頭,只保留一頭。長期在危險的環境、艱苦的條件下進行高度緊張、繁重的工作,張人亞最終積勞成疾。1932年12月23日,天寒地凍,他帶病從瑞金出發,去福建長汀檢查工作。瑞金到長汀路途遙遠,中間又是崇山峻嶺。途中張人亞十分疲憊,終因舊疾復發、無法救治而殉職,時年34歲。由于當時環境惡劣,通訊不暢,殉職后的張人亞埋在何處無據可查,時至今日仍難以尋覓。

193317日,《紅色中華》發表了悼念張人亞的文章《追悼張人亞同志》,這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來,第一次在其機關報上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專門發表的悼詞。“人亞同志對于革命工作是堅決努力,刻苦耐勞,在共產黨內始終是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與一切不正確思想作堅決斗爭,在黨內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因為努力工作為革命而堅決斗爭使他的身體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人亞同志已死了,這是我們革命的損失,尤其是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中徒然失掉了一個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這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張人亞這位“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豎立的一座永遠的豐碑!

七、在中國:“人亞精神”,永遠傳承

多年來,張人亞的家人一直在苦苦尋找他的蹤影。期間的恣睢辛苦和冷暖人生,恐怕只有他們能夠深深體會。

“唯余念泉兒許身黨國,自悼亡后,一再向余表示不欲有家室之累,更不愿宗祧嗣續,所有家產物任憑分配,現經十余年一無音訊······”

知子莫若父,子去為國家!張人亞為了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幸福,不惜犧牲“小我”。如此,哪兒的黃土都可以埋葬我們的英雄,哪兒的心靈都可寄托、懷念這位“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

張人亞將自己的全部獻給了新中國,他無兒無女無家產,有情有義有擔當。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央蘇區檢察工作和出版發行事業的重要領導者,上海金銀業工人運動領導人,為保存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等黨的早期文獻做出了重要貢獻。

張人亞一顆紅心,矢志不渝;兩袖清風,廉潔奉公;唯“干”是上,任勞任怨;守望黨章,家國情懷。這就是“人亞”精神,也是我們永遠都要牢記和汲取的寶貴精神財富!

“人亞”精神彰顯著我們黨強烈的使命擔當,蘊含著我們黨崇高的精神追求,貫穿著我們黨堅定的立場宗旨。從這個意義而言,“人亞”精神同紅船精神內核是一致的,都是發源于浙江大地,同其他精神——如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筑成了我們黨永不褪色的精神豐碑。在新時代大力弘揚“人亞”精神和紅船精神,將它們融入血液,努力當好“人亞”精神和紅船精神的忠實守護者、堅定傳承者和自覺踐行者,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和光榮使命。

 

附錄1:

張人亞年譜

張人亞:原名張靜泉

名:張守和

1.1898年 0歲

5月18日或5月8日,出生于霞浦鎮張家祠堂后面的一個宅院內。父親張爵謙,母親胡少林。

    1. 1歲
    1. 2歲

4.1901年 3歲

5.1902年 4歲

6.1903年 5歲

7.1904年 6歲

8.1905年 7歲

9.1906年 8歲

進入其堂兄張晚荷于當年主持和執教,開設在張家祠堂內的霞浦學堂就讀。

    1. 9歲

在霞浦學堂就讀。

11.1908年 10歲

進入鎮中的一家私立小學讀書(或為“養正”小學)。

    1. 11歲

繼續在私立小學讀書。

    1. 12歲

未完成學業,輟學。

14.1911年 13歲

進入公立的霞浦小學讀書。

    1. 14歲

繼續在霞浦小學求讀。

    1. 15歲

從霞浦小學順利畢業,同年進入鎮??h立中學讀書。

17.1914年 16歲

從鎮??h立中學肄業,學生時代結束。同年,來到上海,進入老鳳祥裕記銀樓當學徒工。

    1. 17歲

繼續在裕記銀樓當學徒工。

19.1916年 18歲

繼續在裕記銀樓當學徒工。

    1. 19歲

繼續在裕記銀樓當學徒工。

    1. 20歲

繼續在銀樓當學徒工。農歷2月,其父張爵謙叫來見證人,進行分家。張人亞分得若干房產。本年,同同歲的顧玉娥結婚。

    1. 21歲

五四運動爆發。張人亞仍在銀樓當學徒工。

    1. 22歲

張人亞仍在銀樓當學徒工。11月,進入上海工商友誼會,成為會員,直至1922年6月完全斷絕關系。

    1. 23歲

張人亞仍在銀樓里當學徒工。多年來,他目睹了“中國工商界的黑暗”,有感于自己的遭遇,看到普及教育青年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各馬路義務夜校紛紛開辦,稍有志氣的學徒,都已進去學習了,因而寫信給《解放畫報》創刊人周劍云,請求幫忙進入夜校讀書。同年,進入夜校讀書。

    1. 24歲

4月,張人亞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開始了以社會職業為掩護的革命生涯。

5月,張人亞擔任首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委執行委員會委員。

6月初,在為援助浦東紡織工會罷工進行兩天募捐中,被巡警逮捕,入獄一天,經受住了數次嚴刑拷打。第二天被釋放。

9月16日,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成立,張人亞任俱樂部主任。

10月7日至11月4日,張人亞領導上海金銀業工人大罷工,任總指揮。罷工堅持了28天,取得了部分勝利。

11月,上海金銀業工人大罷工結束后,張人亞等遭到清算,被銀樓開除。黨組織被上海黨組織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在工人合作組織——同孚消費合作社工作。

11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 25歲

張人亞將自己的原名張靜泉改為“張人亞”,從此以后,他就以張人亞這一名字從事職業革命。

7月,張人亞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

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將當時全市53名黨員,按居住相近原則分編成4個小組。張人亞被編在第二小組(即商務印書館小組)。8月和9月,上海黨組織又兩次對黨小組編組名單進行調整。張人亞先后與瞿秋白、鄧中夏、向警予等編在同一個黨小組里。9月2 7日,張人亞被調到第二小組(商務印書館小組)擔任組長。

8月,張人亞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9日,他親自起草了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的《團上海地委關于改組問題向中央的請示》。9月2 7日,始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屬第二黨小組組長,直至1924年1月12 日。8月至11月期間,還擔任了《向導》周報的發行工作。

    1. 26歲

本年,張人亞妻子顧玉娥去世,享年27歲(虛歲)。

1月,張人亞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秘書兼會計。

4月,根據黨中央的要求,張人亞以個人身份加入改組后的國民黨。

5月26日,出任“浙江旅滬工會”交際部長。

6月21日,浙江旅滬工會召開職員會議。會上,張人亞做了講話。

8月14日,上海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大同盟成立,張人亞任執行委員。

10月,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留學。同年12月12日,達到東方大學。學生檔案編號2282124.學生票號碼2282.

28.1925年 27歲

繼續在東方大學留學。4月20日,親筆填寫了《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支部黨員團員調查表》。

“五卅慘案”發生,國內急需大量得力革命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據國內形勢發展和中央(陳獨秀)要求,7月8日至25日之間,先后組織48人分五批回國。張人亞是第二批回國的人。

8月,張人亞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支部聯合干事會書記。10月,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部委書記。

    1. 28歲

1月,張人亞改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東部委組織部主任,6月,兼任宣傳部主任。

10月,繼續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到海參崴后,因體檢發現患有沙眼而滯留當地治療。不久,奉命回到上海。

    1. 29歲

年初,張人亞任中共江浙區委宣傳部分配局負責人,奉命參與籌備上??偣C關報《平民日報》,并兼任發行所負責人。

2月27日,《平民日報》創刊,并正式成立發行所,張人亞兼任發行所負責人。期間,動員大弟張靜茂放棄穩定工作,辭職參加到《平民日報》的發行工作中來。

4月14日,《平民日報》報社遭到國民黨查封,張靜茂被捕。張人亞托人營救。

年末,將自己學習收藏的黨內文件和馬克思主書報冒險轉移到寧波霞浦秘藏。為黨留下了一批珍貴的革命文獻。

31.1928年 30歲

4月,被黨組織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局交通科內交主任,主管內交工作。

7月,中央秘書處成立,張人亞被任命為內埠交通科科長,繼續主管內交工作,直至1929年7月。

    1. 31歲

7月,赴中共安徽臨時省委駐地——蕪湖,開設金鋪,為中央籌集經費、物資。

    1. 32歲

因叛徒告密,蕪湖的金鋪無法繼續開設下去。年底至1931年初,張人亞奉命回到上海,擔任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主任。

    1. 33歲

6月,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領導安徽沿長江和江南地區34個縣的黨的工作。

12月底,離開蕪湖,轉道上海赴瑞金。

    1. 34歲

年初,張人亞來到瑞金。

2月,任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

年初,兼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印刷局局長。

6月15日,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版局局長兼印刷局局長。

12月23日,由瑞金赴福建長汀蘇區途中,因積勞成疾,病逝。

 

附錄2:

張人亞秘藏的部分珍貴文物名錄

一、珍藏于中央檔案館

1.《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1922.07)(唯一存世的中共“二大”中文文獻)

二、珍藏于國家博物館

2.《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和宣言》(1923.07)

國家一級文物

3.《共產黨》月刊 第一號 (1920.11.7) 國家一級文物

4.《共產黨》月刊 第二號 (1920.12.07) 國家一級文物

5.《共產黨》月刊 第三號 (1921.04.07) 國家一級文物

6.《共產黨》月刊 第四號 (1921.05.07) 國家一級文物

7.《共產黨》月刊 第五號 (1921.06.07) 國家一級文物

8.《共產黨》月刊 第六號 (1921.07.07) 國家一級文物

9.《馬克思紀念冊》 (1922.05) 珍貴藏書

10.《勞動運動史》 (1922.04) 珍貴藏書

三、珍藏于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11.《共產黨宣言》(1920.09) 國家一級文物

12.《共產黨宣言》(1920.09) 國家一級文物

13.《工錢、勞動與資本》(1921.12) 國家一級文物

14.《勞農會之建設》(1921.12) 國家一級文物

15.《共產黨禮拜六》(1922.01) 國家一級文物

16.《列寧傳》(1922.01) 國家一級文物

17.《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1922.02) 國家一級文物

18.《共產黨底計劃》(1921.12) 國家一級文物

19.《俄國共產黨黨綱》(1922.01) 國家一級文物

20.《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1922.01)

國家一級文物

21.《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1922.04) 國家一級文物

22.《李卜克內西紀念》(1922.01) 國家一級文物

23.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全體合影照片(1922.09.16) 國家一級文物

24.《五一特刊》(1922.05.01) 國家二級文物

25.《馬克思紀念冊》(1922.05.05) 國家二級文物

26.《青年工人》 第二期 (1924.02.15) 國家二級文物

27.《青年工人》 第三期 (1924.03.15) 國家二級文物

28.《勞動與婦女》 第二期(1921.02.20) 國家三級文物

29.《唯物史觀解說》 (1921.10) 國家三級文物

30.《俄國革命記實》 (1922.01) 國家三級文物

31.《京漢工人流血記》 (1923.05) 國家三級文物

32.《社會科學講義》第一集 國家三級文物

33.《社會科學講義》第二集 國家三級文物

34.《社會科學講義》第三集 國家三級文物

35.《社會科學講義》第四集 國家三級文物

36.畫片 國家三級文物  

注:截至2018年4月中旬,張人亞秘藏的珍貴文物共36件,其中一級文物21件(含中共檔案館的二大決議案),二級文物4件,三級文物9件,未評定的珍貴藏書2件。另有未列入上表的一般文物、參考文物15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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